把您吹来了？”林默涵笑着迎上去，把门大开，做出毫无防备的姿态，“老周你也真是的，带贵客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这连壶好茶都没备——来来来，进来坐。老周你也进来，柚子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这里还有月饼，带几个回去。”
孙组长没有进门。他站在门槛外面，目光越过林默涵的肩膀往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楼梯上。“沈老板这么晚还没睡？”
“嗨，这不是对账嘛。”林默涵指了指桌上摊开的账本，叹了口气，做出一个被生意压得喘不过气的老板该有的疲惫表情，“中秋节结账，几十笔货款要付，明天一早工人们等着发工钱过节，我哪敢睡。账上的数字对不上，少了一百多块，急得我嘴上都起泡了——您看我这儿。”他指了指嘴角，那里确实有一小片干裂的皮，是刚才发报时咬嘴唇咬出来的，倒也应景。
孙组长“嗯”了一声，目光移到他手里的茶杯上。林默涵端起来喝了一口，动作自然得像在自家客厅。茶水是滚水新泡的，很烫，他的上颚被烫掉了一层皮。他面不改色。
“沈老板中秋不回家陪太太？”孙组长话锋一转，“陈太太一个人在家，不太合适吧？”
“她回娘家了，她母亲身体不太好。过两天我去接她。”林默涵说得轻描淡写。事实上陈明月此刻正在台北，带着江一苇的口信去见苏曼卿。出发前他亲自给她梳了头，把密写情报藏在她发髻的铜簪里。那支铜簪中间是空的，塞得下一张卷成细条的糯米纸，遇水即化，情报看完就吞，不留任何痕迹。他送她到码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跳板尽头，一句“小心”在舌尖上转了三圈，到底没有说出口。做情报员的，不能说“小心”——“小心”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不祥之兆，说出来就像在死神面前亮了相。他们之间的告别永远是最寻常的话，寻常得跟这世上任何一对平淡夫妻没有区别。
孙组长终于走了。老周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林默涵一眼，眼神里有歉意，也有恐惧。林默涵冲他笑了笑，说老周改天来喝茶。关上门之后，他靠在门板上，站了很久。阁楼上的变压器还在发烫，散发出一股焦糊的松香味，丝丝缕缕地飘下来。他闭着眼睛听窗外的动静——脚步声远去，汽车发动，巷口的野狗叫了两声后归于寂静。然后他才发现自己握茶杯的手在发抖，不是恐惧，是第八个小时了，手指痉挛还没缓过来。更棘手的是，密码本只剩最后三页。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下次发报前拿到新的密码本，但上次“老渔夫”说过，高雄的备用密码本已经用完了，下一批要等香港的交通员带来——最快也要半个月。而那条舰艇坐标，四天内不传出去，就永远没用了。
他走到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抽屉最深处，在一叠报关单和几本旧账册下面，藏着一个铁皮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照片，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把勃朗宁M1910。他拿起照片。
照片是去年妻子托人带来的。三岁的林晓棠站在老家的枣树下，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门牙缺了一颗。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袖口露出半截棉絮——那是妻子用他的旧军装改的，扣子还是他在部队时发的铜扣，上面有五角星的印子。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字迹娟秀，但他认得出来，写信的人手在抖。“家”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像是舍不得写完。
林默涵每次发报前都会看这张照片。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仪式。发报前看一遍，发报后看一遍。看第一遍是为了记住自己是谁，看第二遍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些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但今晚这张照片格外刺眼——中秋了。去年的中秋他也在高雄，一个人在阁楼上发报，连月饼都没吃，只在后半夜饿得不行，啃了半块苏打饼干。去年他想，没事，还有明年。今年他想，明年呢？
他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不能看了。再看，那股从下午开始就堵在胸口的东西就要涌出来了。他是一个被训练成忘记情感的人。1950年接受潜伏任务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三个月时间准备——三个月里他学了闽南语、学了糖业贸易的术语、学了模仿不同笔迹的技巧、学了微缩胶卷的拍摄和显影。但没有任何人教过他，怎么在中秋节的深夜，不去想女儿。
他又打开了电台。手指依然在痉挛，敲电键的时候抖得厉害。他知道这样做太冒险——刚刚被监听过，应该静默至少四十八小时。但那组舰艇坐标像火炭一样烫着他的手指。没有时间了。情报员的宿命就是用自己换时间，用命换信息。他的指尖按住电键。嗒——嗒——嗒——他的手比平时慢了半拍。电键的手柄上那道凹槽，今晚格外深，像是在提醒他：你已经按了太多次了。
就是这半拍的迟滞，让他的发报节奏出现了偏差。他的拇指不小心碰到了电键侧面的频率微调旋钮，信号在4.7兆赫和4.8兆赫之间跳了一下——只跳了一瞬，不到两秒，但对军情局的监听站来说，这个频率偏移足以构成一个致命的破绽：同一个发报员，同一个频段，连续发报超过八小时，手指疲劳导致频率不稳。发完最后一段之后他关掉电台，盯着桌上的照片背面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