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用？哭能把阿爹的药钱哭来吗？
她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苏州河边。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波光粼粼。河边有一排破旧的棚屋，住着许多从外地来讨生活的人。有人在河边洗衣裳，有人围在一起吃晚饭，孩子们在棚屋间追跑打闹，倒也有几分烟火气。
阿贝看见一个老妇人在河边洗菜，便走过去问：“阿婆，这边有没有便宜的住处？”
老妇人抬头看她一眼：“你一个人？”
“嗯。”
“那你去那边看看。”老妇人朝棚屋最里头努了努嘴，“有个姓王的婆子，专门把房子租给做工的女人。通铺，一晚上两角钱。”
两角钱。
阿贝道了谢，朝棚屋深处走去。
王婆子的房子是一间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屋，里头黑黢黢的，只有一盏煤油灯。屋子里摆着几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薄薄的稻草和破旧的棉被。已经有五六个女人住在里头，有的已经躺下了，有的坐在床边缝补衣裳。
王婆子是个五十来岁的干瘦妇人，说话时露出一口黄牙。她收了阿贝两角钱，指了指最里头靠墙的一张空床：“那张，被褥自己想办法。”
阿贝没有多余的被褥。她把包袱当枕头，和衣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稻草扎得她浑身发痒，屋顶的铁皮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隔壁棚屋里传来夫妻吵架的声音。
同屋的女人们陆续都回来了，有的是在工厂做工的，有的是给人家当娘姨的。她们小声聊着天，说的是苏北话、安徽话，南腔北调的，阿贝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
她太累了，在嘈杂声里居然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贝就被同屋的女人们吵醒了。她们窸窸窣窣地穿衣、洗脸，赶着去上工。阿贝也跟着起来，用棚屋外头接的凉水洗了把脸，然后继续出门找活。
这一天，她跑了三家绣坊。
第一家说她年纪太小，不要。第二家让她当场绣了一方帕子，老板看了点点头，但听说她没有保人，又摇了摇头。第三家在闸北，她走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找到，结果绣坊已经关门大吉了，门板上贴着招租的纸条。
傍晚时分，阿贝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棚屋区。路过苏州河时，她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歇脚，把鞋脱下来看——布鞋底已经磨得快穿了，脚底起了好几个水泡，有一个破了，袜子上洇着淡淡的血迹。
她咬咬牙，从衣角撕了块布条把脚缠上，重新穿上鞋。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阿贝把上海滩的绣坊几乎跑了个遍。有的嫌她没有保人，有的嫌她年纪小，有的让她试绣之后面露欣赏之色，但最终还是摇头——这年头生意不好做，绣坊都在裁人，哪里还会招新人。
她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为了省钱，她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就是一个馒头或者一碗阳春面。棚屋的通铺两角钱一晚，她连这钱都快付不起了。
第七天傍晚，阿贝从闸北一家绣坊出来时，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钱了。
她站在马路边上，看着暮色里的上海滩，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华灯初上，法租界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红红绿绿的光映在她脸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她面前驶过，车里坐着穿旗袍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香水味顺着车窗飘出来，和阿贝身上好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混在一起。
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命就差这么多呢？
阿贝攥紧了手里最后一块银元，攥得指节发白。
不能就这么回去。阿爹还等着药钱。阿娘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她。
她咬紧牙关，转身朝南市走去。她记得棚屋区附近有一条街，聚集了许多小商贩，或许能找个临时工的活计，哪怕洗一天碗，也能挣几角钱。
刚走到街口，阿贝就觉得不对劲。
身后似乎有人跟着。
她在水乡长大，跟着阿爹学过不少江湖上的门道。走路的时候要留意身后的脚步声，这是阿爹教她的第一课。此刻她脚下的石板路虽然嘈杂，但她能分辨出身后七八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脚步一直在跟着她。
阿贝不动声色地拐进一条窄弄堂，加快了脚步。
身后那脚步也加快了。
她猛地转身，月光下看清了跟来的人——一个瘦高个男人，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短打，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阿贝认得他，这人是棚屋区一带的混子，绰号叫“黄毛”，专门欺负外来讨生活的女人。同屋的几个女工说过，晚上千万别单独走夜路，当心碰上黄毛。
“小-妹-妹，走这么快干什么？”黄毛嬉皮笑脸地凑上来，“哥哥看你天天早出晚归的，是不是找活干啊？跟哥哥走，哥哥给你介绍个好活计。”
阿贝冷着脸：“不用，让开。”
“哟，还挺横。”黄毛嘿嘿笑着，伸出手来摸她的脸，“一个小姑娘家，在外头多可怜。跟哥走吧，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
他的手还没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