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着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着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之晨致王一地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