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边，那么至少在十亿人民之中，不至有两亿多的文盲了！
在这一期《群言》“十年以来”栏内，还有陆诒同志的《要有点危机感》也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觉得这文章的题目还“出”得太温和了！我们不是要有“点”危机感，而是应该有“迫在眉睫”、“压在心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请抬头看一看全国青少年中普遍流行的“读书无用论”
以及“全民经商”的怪现象，——我手里本来还有的，去年福建宁德县有几百位中小学教师弃教从商的事情（忘了是在哪家报纸上的）以及去年１２月２９日的《北京日报》第四版上的“辽宁省有一个学年初中生辍学１１万人”的报道，我认为这几百位教师和１１万个中学生，不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逼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怨愤理由！
我的确老了！眼睛里又生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我不能“引用”“抄写”我所讲的《群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许多警句，我请求每一个中国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我们是应该都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民们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２１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１９８９年１月５日晨（戊辰小寒）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我看着我客厅里的两架玻璃书柜里堆叠着的许许多多海内外的朋友亲戚和许许多多不认识的小朋友送我的贺年片。
那些片上的图画真是花团锦簇，不但有花朵、儿童，还有更多的小猫（也都是白色的，和我的咪咪一样）。
我衷心地感谢这许多年来给我写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们，他（她）们的情意是那么恳切，字迹是那么工整，最后还总是祝我健康长寿。我的寿命真是不短，算来已经度过八十八个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却有不少问题，我从一九八○年九月右腿骨折后，不但行动不自由了，生活也不能自理，这时亏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陈同志，日夜在帮助照顾我。我不但夜里不能自己翻身，连人家把我扶坐书桌前以后凡是我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还是要人帮忙，比如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烦人的。我们一般笑骂无用的人是“行尸走肉”，但是我却连“行尸走肉”都不如，因为“尸”“肉”还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年以前，我也还是走遍五湖四海。
我半夜醒来还会悄悄地呜咽！
我勉励着自己坚强起来，还满有希望似地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但实际上那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我近来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节增生，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起来、坐下、看书、写字都有困难……总之，这些都是我从来不复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了精力。
但我已珍重地将这些年来收到的千百封可贵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他们代为收藏起来了。
中国俗话说：“岁数不饶人”，老年来到了，这原是无法抗拒的千古以来的真理。是我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确地承认这个真理！
话说回来，我看着我玻璃书柜里堆积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贺年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也记得西方一本圣书上有句能够说出我心底的话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大雪之后《关于男人》再版序《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写了，因为我已活到八十八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着》后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亲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诲的荣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是我们一般大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号人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这些歌颂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蔡先生重视教育，尤其是美育，他还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对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师兼收并蓄，使学生们对各种学术流派都有研究学习的机会。我最记得那时学术界所斥为最顽固的，直到民国成立几多年后，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先生，也因为他久游西欧，学识渊博，而被蔡先生延聘为北大教授。辜先生还有他自己的条件，就是上课的时候，全班学生必须先进课堂，而后他才进去；下课的时候，也必须他先出来，然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
蔡先生爱才若渴，可见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