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号。冰心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台湾版自序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但是那本书实在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于北京纪念老舍九十诞辰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
“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一九八九．二．二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