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犯人，现在汉中禁闭，我想救他二人，仅我出面恐胡长官生疑，万望子亮兄帮忙。解救二人出狱，日后我当重谢。”
刘汝明笑一笑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区区小事建候兄太多虑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谢吗？现在我就同你去军监部说请。”
就这样，王定南和吴景略终于被保释出狱。之后二人又回到豫西，高部已移防南召，高树勋见二人不食前言，终于返了回来，于是任命王定南为总部高参，吴景略为总部机要秘书。
今天，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那里早已是八路军的天下，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多少天来，他一直在想，利用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设法把队伍带回冀察去，维恐八路军不允，王定南要去太行，何不托他联系，岂不是个机会？
“定南，你要去太行山，我同意，另外，我有一事相托，不知……”
“什么事？”
“我想托你给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捎一书信。”
“哦，先生认识彭总吗？”
“仅有一面之交。”那还是在1937年9月，当时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共产党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晋北前线。为出兵阜平，周恩来、彭德怀带边章五等人到保定会见宋哲元、刘峙等人，当时，高树勋奉命负责接待，于是他也就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机会，特别是由于边章五原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任旅参谋长，两人关系密切，后来经过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他了解到八路军的治军方略，十分敬佩，就通过边章五向彭德怀提出请求，希望彭总派几个人帮他整顿队伍，指导抗日，于是，彭就把边章五留下，并派唐哲明等人来到他的队伍中。
王定南本来就是和高部的几位团长、营长的地下党员周树一、田树青、聂志超、李伯健等人商量好，要到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对高部的统战情况，并请求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没想到高树勋主动要与八路军联系，马上说：“我一定帮忙。”
于是，高树勋就取出一方绸布来，挥笔写下一书。
写好后叠起来，拉过王定南的手按在手心里，语重心长地说：“定南兄，我心中的苦衷你该了解，书不尽意，一切都拜托你了。”
“先生，你放心。”王定南点点头。
“千万保重。”
8月1日：南召日军撤退，鬼子投降突现端倪，他命新八军开进南召县城。
这两天南召的日伪军一改往日的行为，不再出城骚扰，龟缩在城中。于是街头巷尾有人传说，日本鬼子要投降了。
总部参谋处的张越万科长将他听到的这一切给高总作了汇报，高树勋想，去年春苏、美、英三国已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问题，还签定了雅尔塔协定，敦促日军投降，可是过了一年半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不还是照样在中国横行霸道？“这消息仅供参考。国内的日军还很强大，恐其另有意图，不能乐观轻视，松懈戒务，马上传令范卓云、尹瀛洲两师长，加强注意。”
他们正在交谈，机要秘书马骏送来谍报科情报，“报告先生，据可靠情报，南召日军于8月1日全部撤走，侦察行踪，似去许昌。”
“哦，果真如此迅速就要投降了？一定是盟国又施加了压力，是呀，侵略总是注定要失败的，意大利失败了，德国失败了，国际方面有精力来对付日本人了。”
张越万汇报说：“有消息说，美、英、中、苏这两天正在柏林郊外的波斯坦开会，确定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首脑已经签字了。”
“哦？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消息，赶快通知廖高参。”
廖高参名叫廖安邦，原先在鲁西行署任副主任，与高树勋相处甚好。尤其是廖足智多谋，深受他的赏识，在他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设法调他到集团军总部任参谋长，可是后来一战区恐其发展亲信，以固军内实力，便给他派田西原来任参谋长一职，无法之下，高树勋只好安排他任有职无权的总部高参。直到去年7月，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因怯于御侮，其部长官耽于宴乐，士兵疏于战事，日军在其辖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蒋鼎文指挥数十万精良之师，竟然让日军夺去数十座城池，迫于中外舆论，不得不引咎辞职，在此情况下，军委会才将冀察战区的总司令之衔给予他高树勋。本来，他认为此时该有一点自主权了，又欲启用廖安邦，无耐军委会又派来了刘会仓任斯职。总、军两部两位参谋长，虽为派来的座探，确是朝三暮四，吃不得深居伏牛山的军内贫困之苦，时常居于西安、重庆等闹市，这倒也好，廖高参又任起总军两部无冕之参谋长，全权处理两部军务。
张越万刚要走，高树勋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越万，你等一下。”
说着从抽屉中职出一封电报来，“将此电报存档。然后通知廖高参，明天我军移驻南召附近，总军两部驻进城内。立即安排总直处室打点行装。”
张越万点头称是，一边不由的将目光落在了高总递给他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