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并参加了革命，曾任共青团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同时兼任朱蕴山组织的反帝大同盟东城区党团书记。1931年初夏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通过北方局地下党员罗青寻找与共产党合作，意欲加强自己部队的力量。因为西北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曾重用刘伯坚、陈乔年、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安子文等百余名共产党员来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给西北军的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吉鸿昌在冯部任师长，而高树勋就在吉部任旅长。罗青将此消息告知北平市委，地下党就派王定南前往。他马上乘火车直奔河南，在豫南的潢川县见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正在那里指挥鄂豫皖剿共。吉鸿昌怕军部人多嘴杂，有人报告他通共嫌疑，就带他到光山县二道河村的野外进行谈话，他向吉谈了共产党的主张，阐述了革命道理，吉鸿昌则谈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主张剿共的态度，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红军友好合作。就这样，他在吉部秘密住了一段，通过活动，认为时机成熟，根据吉鸿昌的请求，可以向吉部派遣一批红军干部，他马上返回北平向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北平市委汇报，就在这时，他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消息，吉鸿昌因剿共不力，已被革职，其部被分散编遣，吉离开部队，出国考察。他在与吉鸿昌的交谈之中，吉多次谈到高树勋的为人，这是王定南对高认识的基础。1932年吉回国，次年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吉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而高树勋也一起同吉到张家口，并担任了同盟军的骑兵司令。这时，王定南因参与印刷进步书籍《北方红旗》被捕入狱，家里买尽田地，凑了四百元钱才将其营救出来，他立即去找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通知让他到张家口吉鸿昌的第二军中。吉委以军政治部主任。9月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失败。从此，一别吉将军，至死再未能谋面。后来他又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6年来到孙殿英部工作，由于战乱，王定南颠沛流连，直到1939年他与妻子唐宏强才到平西找到八路军首长肖克，根据需要，肖又命他返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因被一个叫杨蕴青的混进地下党内的特务告密，他再次入狱。后经多方关照打通关系，假释出来，但还在日寇监控之下。直到1944年春，才通过孙殿英救了出来，孙知道他是共产党，很有组织能力，就派他同吴景略到豫西为其拉队伍。由于李才有被汤恩伯收买，则再次陷入囚牢。
高树勋听了他的叙述，特别是同吉鸿昌的关系，相信了他这个人说的是真话，从而也确实感到王是个人才，打心里喜欢上了他。
“这么说你是共产党了？”
“是，我不对高总隐瞒什么。”
“你最近和共产党还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嗯，”高树勋点点，“共产党我也见识过，除在冯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中有过接触外，我在保定也与共产党的边章五、唐哲明等有过交往。后来我到了冀南，八路军还派钟辉到我部任政治部主任，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们呢！”
王定南不适时机地说：“说实在话，共产党也一直都很尊重西北军的弟兄们。”
他们谈的投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开诚布公，十分融洽，最后高树勋说：“你们在外面千万别承认是共产党，无论到了那里，都有军统耳目，这一点千万注意。从卷宗上看，你的夫人无有什么罪状，如果你信的过我，我先将她保释出来，就与新八军的眷属们住在一起。然后我再设法救你们出来。”
王定南辞谢。
第二天军法处要派一个班押解他们到汉中，高树勋不同意，他说，“一路上散兵、土匪太多，不要让出了什么事，等几天再说。”
过了几天，高树勋因公要到重庆，这才安排让他们一起与他坐车走，以免路上受罪，同时他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唐宏强保释出来。一路上果然险恶，没走多远到了内乡县丹水村，第一战区在这里设立一个前线指挥所，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在这里亲自坐阵指挥，高树勋一到，他当然得请高吃饭，席间，知高还带了两个共党犯人，马上就吩咐属下，“因为两个共党犯人，何必劳总司令大驾，今夜干脆拉出去活埋掉算了，不必费心再派人解送。”
高树勋一听，马上放下筷子，说道：“郭参谋长，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无论他们是什么人犯，送到后方既有军法执监部处置。”
郭寄峤以为高想去请功，也就不再强硬，“高总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明天，我派一个连长，带上一个班，给你护驾就是了，保证安全送到汉中。”
一路上高树勋心中思前想后，这两个共产党确实是个人才，若是留在军中，对我治军当有益处，然而，送到汉中凶多吉少，如何才能救出他二人呢？不知不觉到了汉中，在这里正好见到了西北军的老友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突然计上心来，他对刘汝明说：“子亮（刘汝明字）兄，我的两个朋友被污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