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电报上，不看则已，一看则使张越万傻了眼，电报上写道：
高总司令、刘参谋长、马副军长：
胡军长在渝逗留，军委会已决定任其为津沽警备司令，俟日军投降后，空运新八军去天津，望早作准备。何
“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张越万想从高树勋那里得到一个答案。
高树勋长叹一声，“唉——越万，老蒋其意已十分明了。我部在华北前线抗战出生入死近六年，粮饷无补，枪弹奇缺，实靠多方周旋之，四三年返回后方休整，本以为可稍作喘息，谁知就在我去重庆受训期间，汤恩伯使出诡计，竟将我部下之米文和的第六十九军调归他节制。军委会又将新八军从原来的两旅四团制之师缩编为一师三团制。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中央又派胡伯翰来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范卓云接替马润昌任六师师长。这个胡伯翰是老蒋的亲信，其用意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自从这个胡伯翰一来，搅的我军中一团糟，他不仅撤换军部处室官员，并调兵离开总部到渑池一带，更不幸的是胡伯翰带新八军在洛阳战役中指挥无能，至使全军一败涂地……那天，正好有个朋友请我喝酒，胡伯翰带着残兵回到伏牛山，来给我汇报战况，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当时我怒从心头起，借着一股酒劲，给了胡伯翰两个巴掌。这家伙就跑到重庆告状去了。看来他的状是告准了，老蒋要他带新八军去天津上任。我高树勋空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和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两个头衔，可手中只剩孙元儒的特务营了……我还是什么总司令，我只是一个高营长呀。”
说着高树勋已经气愤万分了，张越万急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先生，别急，事已至此，还得从长计议，眼下新八军调动未成事实，我们还当想法挽回局面才是。”
高树勋冷笑一声，“哼哼，我能看着自己一手建起来的新八军就这样轻意被人拉走吗？”
“对，一定要保住。这年头有兵马才是资本。”
“好了，不谈这个了，现在你马上通知廖高参，总军两部一起明天进驻县城，二十九师驻县城东、南两方，六师驻县城西、北两方，特务营负责县城警戒。”
冀察战区总部及三十九集团军总部开进了南召县城。
两总部驻扎在县城的文庙里。同时，高树勋让新八军的军部也驻在两部的隔壁院子里。
日军撤出南召县城，王定南走后，他心中非常不安。他想日军撤退，完全证明了日军面临失败的局面，日军要投降，国民党特务一定遍地猖獗，王定南万一出事，被中统或军统截获，后果不堪设想。
自王定南带走他的信以后，他的内心突然涌起了许多思绪……
“当时我的行动是不是太草率了……”高树勋这样想。确实，当时他一听说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马上就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过些日想返回冀察，能通过此书与八路军相携手，乃是一件好事，可是王定南一离开马市坪（李青坪），他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涌了上来，继而便头脑中空荡荡的，变成一片空白。
他与彭德怀仅有一面之交，而且那还是在国共刚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日战争刚刚开始，民族矛盾急剧，两党之间尚处于融洽之中，八年来，老蒋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且他也是不自觉中参与了这些事件，中共方面会怎样看他？彭德怀能否相信他是诚意，还是故施伎俩？是合作，还是别有用心？
王定南能否将他的态度给予解释呢？这就给他的心中留下了一连串问号。再说，从南召到太行山不远千里，王定南单人独马，万一路上有个闪失，那封信若是落在军统手中，那可是……
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突然一股凉意涌了上来，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那还得了呀……
对于他通共的事情，那可是早已在老蒋那里挂上了号。那还是在1937年，他的部队刚刚改编为暂编第九师时，彭德怀派边章五、唐哲明等人到他的军中办了一个培训班，为他训练干部，不久，他们要调回八路军中，高树勋见共产党的治军确实有效，不仅政治工作做得好，他们讲的游击战术、发动群众等也在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此，他请唐哲明返回晋北八路军总部请求再给他派几个人来，他要按照八路军的治军方法，来整建自己的队伍。于是八路军总部又派刚刚从抗大毕业到前线来的钟辉带领十余人来到高部。
他俩一见面，高树勋就自报家门，“鄙人高树勋，暂编第九师师长。”
“鄙人钟辉，在八路军中当职，经唐哲明介绍，上级批准，到贵部听用。”
“好呀，好呀，我可算把你盼来了。”他将钟辉请进屋子里，递上一支烟，然后迫不急待地问道：“鄙人想请教一下，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带好队伍？”
钟辉将烟点上，不紧不慢地说：“依鄙人之见，在国难当头之际，培养一支好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好队伍呢？我认为需四个字：严、勇、灵、联。这严，当指治军要严，也就是纪律严明，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