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的百灵庙大战，也是刘厚同帮助运筹帷幄的。刘厚同也历来是傅作义的出谋策划人，傅作义对刘厚同也历来是言听计从。现在刘厚同仍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因为刘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来，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苏）做了上述表示。后来，刘厚同果然到了北平，这里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时，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刘仁也知道刘厚同跟傅作义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关系。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刘仁便命天津地下党带刘杭生去泊镇城工部，亲自嘱她做好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担任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通讯员，跟傅作义是同乡。杜任之、傅作义之间从1934年起便开始交往。当时，杜任之联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组织了一个以介绍国外左派报刊的各种论着为宗旨的“中外语文学会”，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后杜任之又推荐该会干事、他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秘书；推荐留日学医的胞弟杜敬之给傅作义当军医。傅作义的许多进步行动，如绥东抗日、保卫太原等，都得到杜任之的大力支援；抗战时期，应傅作义的要求，杜任之还经过中共党组织，介绍过一批政工人员去傅作义部工作。1946年傅作义侵占张家口以后，曾通电全国，说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立即写信给阎又文并转告傅作义：“该电措词狂妄，执鞭之说可能实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那时傅作义自然不予理睬的。
杜任之本来任山西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因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特借故于1948年7月来到北平，一来求得傅作义的保护，二来想做傅作义的工作。杜任之得到傅作义的安全保护并接受了到华北学院任教的邀请之后．便开始同北平地下党联系。通过许多周折，于8月初会见了北平学委委员兼秘书长崔月梨。此后他便在崔月梨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展开活动，并着重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杜任之想趁此机会试探傅作义的态度。
杜任之问傅作义：“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亲自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信心十足地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以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以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战局。”
杜任之一听话不投机，无法深谈，只好告辞，回到住处。此时，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任傅作义总部参事兼惠民医院院长，他建议杜任之去傅作义总部联谊处即高级招待所，找刘厚同谈谈，请刘厚同劝傅作义。杜任之跟刘厚同谈过几次，二人见解基本一致，即把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梨作为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刘厚同，此后他们三人便经常磋商，为促傅作义和谈而工作。
1948年11月初，城工部部长刘仁急召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到河北泊镇城工部，说明当前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刘仁指出：“根据目前形势，党中央决定解放北平。傅作义在兵临城下陷于绝境的情况下，有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可能。党中央决定与傅作义和谈，如果谈判解放不了，就武力解决，过了元旦进攻北平，主要靠解放军打，不搞里应外合，你们要为解放北平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主要任务是：对人民大力宣传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政策而拥护解放军的来临；尽可能多的留下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发动群众保存文书档案和物资财产，护厂护校，保护文化古迹，迎接解放；了解各方面情况，以使我军进城后能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管理城市。”同时，刘仁还就成立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及指挥部的成员作了指示。
刘仁用了2个小时作了部署后，佘涤清马上返回北平，立即召集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铁路工作委员会（简称铁委）、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刘仁的工作部署，打通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各委员会原不允许有横的关系），成立了统一的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指挥部总负责人为佘涤清。会上研究商定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具体任务，由各委员会按各自系统分别下达落实。会后，北平的3000名地下党员，5000名地下盟员（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及其他党的外围组织）以及众多的积极分子迅速行动起来，这支强有力的地下大军，通过他们的各种关系，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到迎接北平解放的斗争中。按照党的统一部署，各方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担任北平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