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委秘书长的崔月梨，分工上层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做刘厚同的工作，与刘厚同保持较长时间的接触，每星期都要见两次面。杜任之知道打通傅作义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己任傅作义政工处副处长的阎又文也帮助做傅作义的工作。为了掩护这项工作，城工部提供专项活动经费，让地下党员刘学周、吴哲之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四十八号开设“晋丰行栈”，吴哲之为董事长，刘学周任总经理，提供交往场所。经过刘厚同的介绍，地下党的同志又先后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副军长丁宗宪，傅部党政军总监部总监、国民党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亲近的人。这样，在傅作义的周围，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趋向和平解放的氛围。
面对华北局势，傅作义再次征询刘厚同对时局的见解，刘厚同趁机说：“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老师的分析，谦虚地问道：“依老师之见呢？”刘厚同劝他：“现在平津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平绥路又被切断，打回绥远去也不可能。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谈为是。”
刘厚同还针对傅作义打算依靠空援，固守北平，与城共存亡的想法，劝说傅作义：“不能将文化古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遍地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远不如过去，但和谈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很明确，高树勋起义后得到重用就是一个例证，你只要能接受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北平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光明前途。”
这时，城工部指示北平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北平学委经过慎重研究确定，根据傅作义目前的处境和态度，决定使用和谈中的“王牌”——傅冬菊，由傅冬菊正式出面试探傅作义的反映。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在天津《大公报》社做记者工作。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将她同其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之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一则做傅作义的工作，二则尽女儿孝敬之道。北平迎接解放指挥部总负责人佘涤清亲自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
傅冬菊当即决定去找父亲，转达中共党组织的意图。傅作义宦海沉浮几十年，做事向来谨慎，他生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于是问傅冬菊：“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很认真地说：“爸，你还信不过我。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时答不出，又去问余涤清如何回答。余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完成的、试探性的正式接触。之后，傅冬菊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布置，就留在傅作义的身边。女儿的到来，给了傅作义很大的安慰。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坐困愁城之时，他惟一的慰藉，便是享受和女儿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傅冬菊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仍然对父亲保守着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只是以进步青年的面目出现。当然，阅历丰富的父亲对女儿此时的到来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察觉。傅冬菊一边从生活上照顾父亲，一边劝说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了解掌握父亲各方面的动态，并及时反映到地下党组织。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通过周毅之，每天向王汉斌和崔月梨等汇报。然后，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些及时写成电文，通过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又反过来做父亲的策反工作，这是局外人怎么也难以想到的。这在我党地下工作史中，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到傅作义的动态、情绪变化，对中央、军委和平津战役总前委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地下党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工作的同时，又派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后来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不久又升任为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处长，高级幕僚。一直追随傅作义，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对傅作义的思想、言行了解颇深，李炳泉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后，又让李腾九去同傅作义谈。在傅作义异常苦闷之时，李腾九相机几次向傅作义进言，劝傅作义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条条红线，，伸进傅作义的各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