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山、北有白塔山，中间夹着一条黄河，能被古来兵家称之为“锁钥”的关口要塞，比比皆是。这使得兰州这座城市即便卧着酣睡，它也是一种防御的姿势。
最严重的还是马家军这支部队的本身。这是一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士兵本来就是一些边地的游猎闲汉。僻野蛮荒，闲匪气狭，胸无点墨，斗杀成性。加上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和所谓“汉人共产党军队打回民”的民族仇恨煽惑，以及“杀一个共产党军队死后就能升天”的宗教迷信影响，灌了一脑子糨糊，那种原初的野蛮与残暴就毫无节制了。其凶悍、其战斗力，邪邪乎乎难以想象。过去，红军西路军吃过他们的亏；西府战役中他们又得了点便宜，所以，嚣张气焰从马继援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不把共产党军队当回事。
兰州的剑拔弩张，紧连着广州的心。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怀着极大的兴奋注视这场厮杀。他们是多么担心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啊！现在，有个“二马”挺身而出，挑起决战的担子，把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拖在西北，简直是天赐神机！
首功当推刘任。刘任不择手段地促成了马步芳父子防守兰州之后，又把这条线牵到广州，忙着跑前跑后地张罗“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的“中央政府国防部”召开“西北联防会议”，以进一步策划“兰州决战计划”。蒋介石要让青马死守兰州，以吸引和消耗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主力，然后让宁马和胡宗南残部，从旁边侧击，从而一举合歼第一野战军；而胡宗南和“二马”此时也拼命抱住老蒋的大腿，以不使西北这块立足之地沉入红色的海洋。
所有这一切，都寓示着兰州的对峙，绝非等闲。遗憾的是，处在1949年8月的人们，在拥抱新的曙光时，也拥抱了太多的情不自禁。这就是在所有回忆文章和档案记录中，都被同样的文字注作“一野部分官兵由于陇东追击发展顺利，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和“他们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担心失去歼灭马家军的有利战机”的两条原因之缘起。它的结果是：“一野部队抵达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向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试攻。敌军充分发挥了兵力火力，第一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外围攻击受挫，并有不小的伤亡。”
彭德怀从不贸然下达攻击命令，何况是面对兰州这样一座有准备的城市。在最后的攻击令下达之前，他照例亲自到兰州的外围阵地观察数次，并对突破口的选择很费了一番脑筋，既要减少部队伤亡，又能够突破敌人防线，难啊！
决心在总体上是两条：一要攻克皋兰山阵地，打开兰州城门上的这把大铁锁；二要占领黄河大铁桥，切断敌人唯一的退路。由二兵团首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诸要点，继而向西关和南关发展进攻，并一分为二，一部沿黄河南岸前进，夺取黄河大桥；一部从七里河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首先把路南的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及路北的十里山这些阵地拿下来，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展进攻。
这一部署得当吗？彭德怀心中没底。
战场延伸到了兰州，深入敌人腹地，和陕北及关中已大不相同。群众基础谈不上，地下内线也没有，少了这两条，单凭到前沿用望远镜看几眼，就定决心、部署兵力，彭德怀心中怎能踏实得了！
事实上，此时彭德怀对兰州守敌究竟有多少兵力，尚不敢精确肯定。部队逼近兰州近郊时，他曾收到两份情报，一份说敌人的九十一军、一二〇军已从兰州北撤，准备随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退到酒泉去，而且还有大批物资正在由兰州运往西宁，兰州的守敌准备炸毁工厂、拆除电线，破坏黄河铁桥，显然，随时都要夹着尾巴逃跑；另一份情报则恰恰相反，说蒋介石每天都派飞机往兰州运送粮弹，马家军也正在抢运粮食和大批的磨盘进城，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在兰州南山一线加修工事，宁夏马鸿逵还准备了六个师随时出击，增援青马固守兰州。
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彭德怀宁可相信后者。但是，能不能确切否认敌人不会逃跑呢？不能。
兰州战役难道就这样开打？不能！以彭德怀用兵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允许在部队“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的。
彭德怀还是一贯作风。在一种他认为非常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现实允许他的唯一途径，就只有付出血的代价了！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而且非常痛苦）的决定：先以九个团的兵力，对敌人进行一次试探性攻击！它是挑逗性的、完全不知深浅的投石问路，自然，它要以目的性的眼光，期待敌火的充分发挥，也就是说，期待着预料中的失败和牺牲。如果一举成功，仗就这么顺顺溜溜地打下去了；如果“首次失利”，这样的结论也的确可以给全军普遍存在的“轻敌思想”敲一记响亮的警钟。
或许，这是攻击时间安排得如此急迫的真解；或许，从中还可以看出彭德怀的另一面：敢于牺牲和善于牺牲。
一野边打边看火线观阵，马匪讨价还价冷面请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