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各自飞去了……”说着，大颗大颗地落下泪来。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关都是我们的旗帜！”
告别延安之后，三五九旅虽然在一二〇师的作战日志上安静下来，但在贺龙的心头，每天总有一条至数条消息，否则，他就不会上炕睡觉。他是用心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南下的，仿佛看着这队人马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看着他们在晋东南分区的沁水县短暂休整作渡河准备，看着他们为了渡河丢下辎重和骡马……
那是12月底的天气，南下支队按计划来到垣曲渡口，没想到上天入地只找到一只小船，五千多人马呀，没办法，王震只好不顾许多大队领导的心疼，下令减装。谁知天遂人愿，就在那几天气温骤降，垣曲渡口不远处的一段河湾居然结了冰，所有人马辎重照走不误。老百姓稀奇极了，说黄河结冰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这个天下，共产党八路军得定了！
南下支队用两个月时间在敌后冰天雪地赶了2000公里路程，到1945年1月27日才抵达鄂豫边区二分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两家一见面都欢喜坏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五师暨鄂豫边区的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还联名发出“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气氛搞得非常热烈。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五、六干部大队留下来了，有的补进五师队伍，大部分由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直奔洪湖。
三五九旅大部队还得走，王震和王首道把一、二、三、四大队整了整，又打起精神继续南下。2月23日，他们与五师的张体学部队一同在黄冈以东分批强渡长江，千难万险地冲到了江南。三天后，又打破国民党两个军、五个挺进纵队的围堵，在大冶南面的大田，奋勇追杀日军大畈部队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干掉鬼子100多人，算是旗开得胜。尽管这样，国民党也不放过。他们只得策略性地把番号改了，不再叫“南下支队”，而入乡随俗地称作“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据说，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出的主意呢。
3月1日，王震和王首道率领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大江南北连成一片。7月，部队再度向南挺进。到8月底，来到广东省的南雄县。正当他们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五岭山区、与赶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只有不足100里路的时候，全国时局突变，被毛泽东预期的南征前途“第二种可能”出现了！现在，王震只有带领部队在高山丛林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力冲出重围。在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前夕，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
看到贺龙连日沉默不语，烟斗烧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颇有几分担心。政委关向应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胡子”的身体，见到红二方面军的老兵，总要捎句口信，关照贺龙要保证休息、少吸烟。政委不在位，谭政作为政工领导，也应对贺老总的健康尽一份责任。但是，他能拿什么话题出来说呢？围城部队行动相当迅速，这当然让贺龙高兴，于是谭政趁机端来一碗黑豆糊，大声说：“老总，该喝一碗啦！”
时近傍晚，未来一夜是文水一战的关键，贺龙接过黑豆糊喝了两口，又放下来，说：“王尚荣他们打得好的话，顶多明天下午一点来钟就可搞定。”谭政认为24小时内结束战斗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贺龙坚持说要不了，他希望越快越好。这时，谭政抬头看看屋外的天空，云腾雾遮的黄昏让他打了个寒战。他很是担忧地对贺龙说：“糟糕，怕是夜里有雨呢！”
果然，入夜之后便阴云翻滚，天像是戳破了窟窿，大雨倾盆，风能刮倒牛马，部队简直寸步难行。怎么办？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攻城吗？八分区首长急得直跺脚，立马派个参谋来请示贺龙。
“请示个屁！”贺龙拍起桌子，“临阵犹豫是用兵大忌，影响士气不说，还要贻误战机，真是乱弹琴！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决心决不能有半点动摇。今天晚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文水城下！”
贺龙的命令，很快在风雨泥泞中化作一片口号声。干部、战士水里泥里滚得热气腾腾，连大炮也被人拉肩扛拖到文水城外几百米的小树林边。正当贺龙听到报告喜形于色，笑着夸王尚荣“大炮上刺刀”的时候，一份来自陕北边城榆林的急电，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胡宗南项庄舞剑，邓宝珊反弹琵琶
榆林紧依长城，有榆林河穿城而过，恰好与长城形成交叉，仿佛造物主在宣布这是一座错误的城市。当然，城市无所谓对错。它不过隐约预示出一个要人的命运，此人的大名在很长时间内与榆林这座古城休戚相关。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
若论革命资历，邓宝珊在国民党里面也可称得上三朝元老。早在1910年7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的第二年初，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就是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