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腾出兵力沿铁路线乘胜南下，接应另一支目前还远在江西九岭山地区与敌血战的孤军，这就是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出征将近一年的南下支队。
王震南下支队浴血奋战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起步的，那是日军实施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大败国民党军的1944年，从4月汤恩伯撒手河南开始，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国民党军便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南抗日力量急需加强。毛泽东一眼瞅准这个机会，果断决策开辟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岭的五岭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南下。他们以4000人马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此外，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900多名干部也编成两个大队，随同南下，如一切遂愿，他们将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从而在将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中大显身手。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预测凶险前景的艰难征程。早在决策之初，毛泽东就透辟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番话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于王震的信任与理解。他知道不论第一种可能的“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还是第二种可能会出现的“残酷”与“牺牲”，王震都会应付得了，而不会有大的差错。
王震威猛兼有谋略，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素质，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西北战场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即便如此，在南下支队出发之后，贺龙心里也还是一直悬着个葫芦。王震毕竟与他一起征战已久，彼此手足情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格外的思念，连贺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送别那天，他走到王震面前狠狠捶了一拳，说：“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壳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依旧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王震也呵呵地笑，就像过去无数次经历过的那种分别。
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还不仅仅是这些。南下支队四、五、六共三个干部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新四军五师和开辟湘鄂赣新区的骨干力量。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由能征善战的六军团老将郭鹏当队长，廖明任主任；而五大队则是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队长、政委便是贺龙手下久经考验的爱将贺炳炎和廖汉生。队上三十多名“老二军团”，团一级干部就有十好几个，个个都是贺龙亲自画的钩。
十年生死别，重回湘鄂西。临行之际，廖汉生兜里揣个小本子找到贺龙：“过去一直在你身边呵着护着，错了有人批评，骂也可以，这下子分别了，头一回独当一面，又是去洪湖老苏区，你给指示指示吧。”贺龙摆摆手说：“个人没啥指示，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他要廖汉生去看看陈云，说陈云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陈云当过多年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有理论有实践，有政治有经济，经验的确很丰富。见廖汉生上门请教，又那么虚心，陈云受了感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提出一个新观点，叫作“毛主席的精神”，核心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廖汉生记了满满一本子。
最后，他又去看关向应。这次是拉着贺炳炎一同去的。关向应肺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微弱。他就用那种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回忆起洪湖时期极“左”路线的灾难，重点强调革命内部团结。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时也反复指出来过，而且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山头主义”，说：“你们到了新地方要非常谨慎，学了马列主义做出工作才算有成绩……要尊重人家，不要因为是延安去的就乱批评，要多谈心。”毛泽东还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
王震对毛主席指示的归纳是，要把两种精神结合一体。这成为他后来多年修身养性的标准。王震身上刚柔相济的品格是很鲜明的。对此，毛泽东和贺龙都有很好的评价。廖汉生与贺炳炎则不然，脾气不好，所以关向应一再叮嘱“团结”二字。一针见血地点准毛病是最见感情的。关向应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一手抓着贺炳炎，一手抓着廖汉生，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