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打头阵的战士。在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府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及稍后与清军协统王佩兰部队的战斗中，都堪称功勋卓著的人物。这使他敢于在1943年7月国民党内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的风口浪尖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蒋介石。因为这句话，他的甘肃省主席没有当成。
蒋介石断定邓宝珊与“领袖”感情上有了距离。关于邓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乃至其本人多次单独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亲密晤谈的详情，他也了然于胸。但是，共产党果然能够赤化邓宝珊吗？蒋持怀疑态度。结论是，邓宝珊不可不用，亦不可重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常言道，树老根多，邓宝珊不是一个人，而是大西北的一片天地，一道风景，比方说他和宁、青二马的关系，以及他在辽阔新疆所留下的余风流韵，都是蒋介石不能不掂量清楚的。把榆林交给邓宝珊，让他坐北朝南与胡宗南遥相呼应打对家，使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夹在中间，这是蒋介石的得意之作。对此，邓宝珊心中揣着一块明镜，只是公开场合不露声色而已。尤其是在部属跟前，他一向都坚定地保持着那张纯粹的政治面孔。
这些日子，邓宝珊的表情有了明显起色。他几乎竖起耳朵来倾听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枝梢末节，近一个月的事实进程，让他忽喜忽忧。尽管对国共双方的合作，邓宝珊从不抱乐观态度（他对两大集团的最高决策者实在是太了解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沉湎于短暂的和平虚象。无论如何，两军并存，和颜悦色，总比剑拔弩张于老百姓更为有利。这与他曾宣称的“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的情志，似乎一致。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突如其来的一道军令，让邓氏心头那份自欺的超然也没法保持下去了。这道命令就是，要邓即刻将驻守在安边担任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任务的所部新编第十一旅，调往绥远整编。
毫无疑问，新编第十一旅不是胡宗南乃至老蒋的嫡系，而是由邓宝珊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杂牌。过去的岁月，因为牌子不正一直就像小娘养的一样，每每受到歧视，诸如扣饷拖饷、中断被装给养之类的事时有发生。旅长曹又参是个性情耿直的汉子，遇到这种卖了苦力还当孙子的事，难免牢骚大发，说一些近乎于共产党“赤化宣传”的话。这在邓宝珊看来并非新闻。邓总认为军人说归说做归做，何况抗日期间，枪口一致对外，连蒋介石不也声称八路军是友军吗？曹又参屁股后面有一旅之众，肩膀上面有守土之责，从政府那里老是得不到粮食和棉花，只能指望陕甘宁边区为他应急。如此这般，他平常与中共来往密切一点，气头上说几句过分的话，也情有可原。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当然，曹的行为太出格了（比方说据传第十一旅有秘密共产党组织），邓宝珊也不得不当着人面哼哼哈哈地教训几句，但不至于凭着一两条传闻，就要把这个部队一笔勾销呀！邓宝珊越想越觉得胡宗南的命令是项庄舞剑。
能想到不等于能做到。高层交恶就是如此，即便敲散你的骨头架，也让你说不出一个“疼”字。邓宝珊把一切都想明白之后，反而坚定了要处罚曹又参的决心。如果整掉第十一旅是真的在上演项庄舞剑的话，蒋介石和胡宗南要看的就是他这个“沛公”的脸色呀。当此国共合作的大势面前，还是“和为贵、忍为高”吧。曹又参是杀是剐另说，邓宝珊的姿态必须得原汁原味，让人嚼不出丝毫的破绽。军令如山嘛。他不能不快马加鞭把曹又参从安边招到榆林来重责五十大板。
邓宝珊一反常态地不给曹又参让座，而是倒背着双手盛怒以待。这让曹又参立刻嗅到扑鼻而来的异样气息，一路上的满面春风荡然无存。他横下一条心，垂手肃立，什么话都不说。
“曹旅长，”邓宝珊沉寂许久才叫道，“你知罪吗？”
曹又参装作摸不着头脑：“知罪？总座，我有什么罪？”
邓宝珊一只手掌沉沉地落在桌子上，冷脸一转，低声吼道：“什么‘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的事，是不是发生在你旅？”
“噢，没错。”曹又参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动员官兵促进民主运动，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民主运动，哼，我看……是共产主义运动吧！”
话点到这一层，说明邓宝珊对第十一旅的一切了如指掌。曹又参不禁浑身打个激灵。第十一旅在安边长期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比邻而驻，说是“封锁”，实际上谁封锁谁呀！大生产运动搞起来之后，陕甘宁边区吃穿不愁，而他曹又参反倒常拉饥荒。这样，中共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自然而然浸透到第十一旅，中共地下组织也在这个旅得到发展。而曹又参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就差没有举手向共产党宣誓了，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每每赞不绝口。共产党在该旅的地下组织活动，几乎就不用偷偷摸摸。所谓“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实际上是边区党组织在1945年夏天刚组织起来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