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打湿了一次又一次，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眼睛都被汗水迷得看不清了，一个个就像从水里捞上来的。
“爬上高山就是胜利！”
“咬紧牙关，越过千重山，一定要解放全福建！”
这些鼓动人心的口号，写在路边的石头上，它代表了十兵团全体指战员的决心和信心。在这些口号的鼓舞下，他们一路前进，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
爬上山顶后，战士们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兴奋得指着头顶的烈日，打趣地说：“啊呀，怪不得这么热，原来我们离太阳这么近嘛！”
7月25日，第十兵团越过崇山峻岭，到达了建阳、建瓯一带。战士们迅速投入了训练，领导机关则忙着制订作战方案。叶飞、韦国清、张鼎丞及十兵团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聚在一起研究作战方案。他们设想的第一种方案是：（一）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切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方案虽好，但执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的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公里，山多且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小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二）采取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两个方案相比，第一个方案是一着险棋，险就险在，负责攻占马尾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负责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走五天。武器弹药不算，每人还要自带五天的粮食翻山越岭。当时天气炎热，要长途跋涉，困难是可以想到的。更险的是，经过五天的长途行军，指战员们必定相当疲惫。当疲惫之师插入福州、泉州之间，极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南北夹击。
而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危险性就大大地减少了。不过，这个方案虽然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陆上向南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渡过乌龙江——那就可能变成赶鸭子。福州之敌可能由陆路沿福厦公路向南逃窜，不能达到全歼的目的。
叶飞等反复研究，权衡再三，最后决定采取第一个方案，在福州的外围撒下了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关门打狗
蒋介石对福州是守是撤？他在福州是怎么样部署兵力的？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打破了蒋介石坚守大上海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美梦。上海兵败，蒋介石的最后一点幻想被彻底摧毁了。
叶飞的十兵团攻占月浦那天，蒋介石坐着军舰，犹如一个漂流瓶，在海上晃悠了半月后，到了他人生最后的落脚点——台湾。台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宝岛，可是，处在逃亡中的蒋介石无心欣赏。他整天烦躁不安，郁郁寡欢，夜不能寐，食不甘味。虽然失掉了大半个中国，使他感到有一种深深的切肤之痛，但他还没有死心。在一片黑暗中，他还存有一丝希望、一份侥幸之心。骨子里那与中共较量的决心还在顽强地支撑着他。他准备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点，决心以第六、第二十二、第八、第十二兵团为主力，在福州、厦门、漳州及闽粤交界地区设防，屏障台湾。他一再电令汤恩伯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定要坚守福建，死守福州，人在福州在，决不后退一步！
此时，蒋介石在福建的总兵力还有18万，部署死守福州的兵力有5个军14个师，约6万人。从数量上说，6万人确实不是个小数字。但是，蒋介石在福建的兵力，大部分是从上海、南京、杭州撤退而来的，部队番号虽多，但官多兵少，矛盾重重。由淞沪战役败退的汤恩伯，手中实际上没有多少兵，却因官衔高，仍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接到蒋介石下达的任职命令，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蒋介石在汤恩伯兵败淞沪退至福州后，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且仍旧予他高官。他感恩戴德的心情驱使他决心在反共这个大目标上与蒋浮沉与共。
汤恩伯看到蒋介石发来死守福州的电报，一个劲儿地催促朱绍良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传达蒋的电报，部署死守福州的计划。以往，朱绍良与汤恩伯就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自汤从上海退到福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他心里就更反感了。他冷冷地对汤恩伯说：“你有8个军20万兵力，加上无数钢骨水泥工事，都没守住上海。我现在只有6万兵力，如果能将福州守住，那不是天方夜谭？我对守福州是没有信心的。我认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及早撤退。”
汤恩伯被朱绍良将了一军，噎得直翻白眼说不出话。他干愣了半天，才毫无说服力地说：“福州不同于上海，此一时彼一时嘛！既然蒋委员长有令，我们就应该执行，能守多久就守多久。总不能一枪不放拱手相让吧！”
“你的意思就是做做样子了？可是，你要知道，这种徒劳的抵抗只能消耗我们的兵力，却无济于事。”朱绍良又甩出一句话。
汤恩伯无话可回，只得发电报给蒋介石，状告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