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良无心守福州。一句话，往后丢了福州，责任全在朱绍良。
朱绍良岂肯被汤恩伯牵着鼻子走，他也给蒋介石发了电报，状告汤恩伯在福州制造混乱，致使他无法死守福州。一句话，福州守不住，责任都在汤恩伯。
蒋介石同时收到两份电报，气得干瞪了半天眼。蒋介石于6月21日上午，从台北坐飞机到福州。专机在机场缓缓降落后，舱门启开，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戎装，向迎接他的人招手致意。身后紧跟着的是顾祝同、桂永清、周至柔、蒋经国、俞济时等人。面对这支显赫的队伍，接驾的阵容当然也颇为壮观。汤恩伯与朱绍良接到蒋介石要来福州的电报后，组织了整齐划一的一长列将官队伍，唯唯诺诺地等候在机场。除了汤恩伯、朱绍良外，还有兵团一级司令李延年、张耀明、侯镜如、方先觉、张雪中及陈士章、吉星文、李天霞八位军长。
蒋介石任何时候都不失统帅风度，他微笑着与众人一一握手。突然，他抬头扫了一眼迎接的队伍，眉心微微一皱，满心不悦地问身边的朱绍良：“咦，刘汝明怎么没来？还有他手下的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怎么都没看见？”
善于察言观色的汤恩伯凑上前来，在蒋介石的耳边小声地解释说：“刘汝明与李延年不和。刘汝明刚刚一到机场，看见李延年也在，甩着袖子走了。他想单独见您。”
蒋介石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堆在脸上的不快一扫而光。他“哦”了一声，心中想：原来是这样，刘汝明一走，他手下的两个军长自然也跟着他走了。蒋介石当然不需再追问。
朱绍良插进话来，他躬身手指黑色防弹轿车，恭敬地说：“委员长大驾光临，福州市民三生有幸。今日一大早，他们就手持鲜花，在街道两旁夹道迎候呢！不知委员长去不去城里，面见一下市民？”
此时，车门已被侍卫拉开。对要进城会见民众，蒋介石始料未及。听了朱绍良的问话，他犹豫了片刻，随即一面躬身上车，一面摇摇手说：“免了吧。”蒋介石对西安事变至今仍心有余悸，一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是视察部队，也都是戒备森严。
朱绍良哪里知道蒋介石的顾虑，见蒋介石不愿进城，便又提出请蒋介石到福州绥署视察，乘机小憩片刻。
蒋介石还是那个老动作，摇摇手说：“算了，算了，一切从简，哪儿也不去了。广州、成都方面也在等着我。时间宝贵，不宜久留，就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个会吧。”
全体官员面露惊愕之色，随之鱼贯而入机场办公大楼会议室。蒋介石端坐在上，手持花名册。被点到名者一一立正注目，等蒋介石点头示意后，方直挺挺地坐下。9时30分，会议正式开始。蒋介石训话：“现在，我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见面。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该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付和遗言，现在是我党危急关头，所以，鄙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蒋介石信誓旦旦，以表示自己一心为国，一心为党的赤诚之心。他扫视了一下全神贯注的部属，拉下脸，厉声说道，“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在进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北。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因此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只需一个团就可占领福州。你们兵团司令、绥区司令，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顾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部分师长、团长、营长仍想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了台湾。台湾是你们去的地方吗？你们是想去养老吗？”
蒋介石的面孔像铁一样寒彻，用目光冷冷地扫视着每一个与会者，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大家都低下头，屏声静气，特别是那力主退至台湾的朱绍良，更是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会议室内寂静无声。蒋介石少息片刻，口气缓和了许多，接着训话：“你们对守福建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该知道，若福州过早地落入共军之手，其政治影响极大。台湾半数以上人原籍都是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彻底完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同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
蒋介石滔滔不绝，又打又拉，苦口婆心，晓以利害。最后，他又以手抱拳，恳求地说：“请诸位回部队，转达我蒋某对全体将士的问候！希望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就一定可以恢复！”
一直讲到下午2点半，吃罢午饭，蒋介石又分别找人谈话。第一个被叫去的就是朱绍良。朱绍良刚小心翼翼地走进门，就被蒋介石满脸的怒气吓得进退不得。蒋介石大声吼叫，劈头就问：“我三令五申，要你在福州外围修筑水泥工事，你为何至今不动？我在飞机上找不到一处水泥工事！”蒋介石越想越气，不能容忍部属把他的话当耳边风，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