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造就一种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所以不妨说，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他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间补时间。这种可以兑换为时间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现场即复杂现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这样的文化现场溶化过。
第二，间接现场大多已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既交给我们很多信息，又交给我们很多空白和疑问，这就能激发我们的文化好奇性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我们从一个旅游者、采访者变成一个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间接现场也都是疑问现场、思考现场。现场的疑问和思考又会驱使我们去读很多书、问很多人，于是便引发出一个深刻的学术过程。相比之下，直接现场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终点，而间接现场则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起点。一种感性的诱惑，开启了一个理性程序，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据一些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从一些文献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金融奇迹，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遥县，东看西看，有三个物象留下了记忆，一是平遥一带并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很不相称的高大门楼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印痕。尤其是这车辙印痕，我一遍遍凝视，不能不怦然心动。当年该有多少车马的喧腾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痕啊，而身处如此贫远小县城的人们是靠着什么样的本事把这么多车马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呢？我让这些车辙留在脑海里，开始系统地钻研有关的文字资料，慢慢终于大致弄清楚当年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和衰败史，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羞愧，为自己的无知，更为中国文化的失职。一个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初步金融网络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山西农民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可以与皇家国库匹敌的资金巨流通过这个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汇集、涌动，并促进了其他各种行业的兴盛，但中国文化对此基本上没有予以关注。记载寥落，阐述无几，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提升、引导和辅佐了。中国文化如此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天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却缺少起码的关注兴趣和研究能力，而这种实质性变化又恰恰关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财富、历史的推进，文化却漠然对之。那么，文化究竟在关心天下的哪些问题呢？这个疑问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而疑问的起点，是山西省平遥县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
是的，起点很小，甚至发现它也有点偶然，但它既然已经出现，并被我记住，就一定有正面、反面、侧面的种种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无穷诱惑，足以控制我整个研究过程。有时研究过程被其他事情所积压几乎要中断，但一想到平遥的房舍、街道、车辙，一种现场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构成，研究也就继续下去了。
还可说说我在东北旅行的经历。
大家知道东北有一个名胜叫镜泊湖，是一万年前火山爆发的火山口积水而成，我去那里纯粹是为了旅游，完全没有文化考察的念头。但是出乎意外，去镜泊湖的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宁安县，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数百年前血迹斑斑的文字狱史实立刻涌现在眼前。我的家乡，浙江、江苏、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这里作生命的最后挣扎？我找不到他们生活的任何遗迹，但心里明白，这里的天穹凉云、黑土丘陵、野草小花应该和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观望。顺着宁古塔再往前走，又毫无思想准备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国首都的遗址。渤海国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见到过，印象缥缈而神奇，我们脚下的首都，在唐代应是除长安之外亚洲可数的大都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消失得几乎没有了踪影，我们能见到的遗址，是断断续续气势很大的土城墙墙基，以及一口奇迹般留下的八宝琉璃井。怅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终于到了镜泊湖。
镜泊湖万余年，渤海国千余年，宁古塔数百年，全都陈列在路边，这不能不使赶路人震撼了。万余年的平静，千余年的辉煌，数百年的血腥，最后只剩下那万余年的平静，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平静下去。这种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奥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宁古塔流放的大学者们，有没有多走几步路发现渤海国的遗址并在心里作出考证？有没有再多走几步路发现镜泊湖的美景而感慨万千？
由于这三相并列的路途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清代文字狱的历史、东北“流人”的历史、东北文明的创建过程、唐代渤海国的兴衰、唐代政权与周边藩国的关系、都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农耕文明和战争逻辑包围下的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