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性等等本来不属于我研究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写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还会不断思考下去。去年，我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条路。
那条路，对我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无疑已成了一个永久的动力图像，调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断。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条路边的三个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两个方位都会不期然地隐约其间，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观层次。我想，别的学者可以有别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课题吧。
这种自我认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觉。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后就像欠下了一笔沉重的债，时时牵挂。我欠东北地区的一笔大债是黑龙江，几年前由黑龙江省的十几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长时间漂流那条江。中俄两国几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冻成漫长无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则化解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最寂寞的水流。我们看到江边有一个叫“御史大夫村”的小村庄，同行的乡土历史学者刘邦厚先生告诉我，咸丰年间这个村庄的一个老卡官因发现一队俄国兵船经过而急报朝廷，正被南方的边患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因怕腹背受敌而大吃一惊，俄国人轻松地解释说，这只是“借道”，为的是防止英军北上。皇帝松了一口气，御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却因“惊驾”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证明，小村庄和老卡官的“惊驾”是惊对了的，这队俄国兵船的经过是确确实实面向中国的军事行动，几年之后，江北、江东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俄国的了。我们又看到，本世纪初发生俄国人赶杀数千名华侨这一大惨案的地点，一个中国企业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内是一个足可称雄远近的大酒厂，叫“振边酒厂”，住着这位企业家的全部家眷。现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间犹在，而酒厂及其主人，早就沦落在俄国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请诸位设想一下，我们默默行驶在静谧无波的黑龙江，环视着阒寂无人的两岸，突然看到那个小村庄和那座旧城堡，心中会是多么的惆怅。诸多惆怅均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总觉得欠了黑龙江一笔债。
我一讲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实在抱歉，就此打住吧。总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找到了无尽的滋养和无数的疑问，几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领域很大，当然应该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楼深院里安静地进行着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断，也应该有一些腿脚比较强健的文化人以实地考察为人生的主要职责。我本人既然已经兴致勃勃地走了那么多，就决定继续走下去，并把我的所见所思告诉大家，直到我走不动为止。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里应该有很多你感兴趣的文化现场。年前一位电视记者就曾这样问我，我是这样回答的：
千万不要把我迷醉国内旅行作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解释，我最厌烦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了。在《乡关何处》中我已经说明，文化人的所谓故乡和家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否则，我早该回我的出生地江浙余姚，在国内逛来逛去已经不对了。文化人为自己和别人寻找精神家园，至于自己的地理落脚点则由多种复杂的原因造成，固执不得。例如我在探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总要努力寻找余英时、黄仁宇、李泽厚、许倬云、唐德刚等先生的著作，而他们自己则几乎都漂泊在海外。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广阔的见识和活泼的性灵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奥秘描绘得比身在其间的我们所能做的更为精彩，便是证明。
但是毕竟还应该分工让一些文化人获得更多更具体的现场体验。对中国大陆这个现场，我自告奋勇。我想，一个占人类最多人口，又在贫穷和战乱中挣扎了那么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现了一种转变命运的可能，出现了争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南美洲、非洲，我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去看一看，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参与一点什么，而这样的事居然恰恰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会太顺利，但由于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到亿万人的生态，都牵连着千百年的神经，因此即便是烦恼、焦灼也都是文化体验。
我的悲哀我的劝告
说到这里，心中未免升起一丝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国内，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会发现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线，真是无穷无尽；对于旧游之地，又常常因学识的增长而体会出新的意味，时时萌发重游的行动。但是，大地无垠而吾生有涯，豪兴未减而鬓发已秋，我究竟还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别一个极有意味的地方时总是要暗自期许，我一定还要重来，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个地方的机会太少太少了，因此许多暂别其实是永别。
想起了法国拍摄的一部有关梅里美的电视专题片。
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的大作家大学者梅里美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还在旅行，一匹瘦马驮着疲惫的身躯，那个傍晚又走近了一个村庄，他必须在村庄里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