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戏剧概况介绍中所写的基本内容！后来终于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错了。他没有到过新加坡，只是从偶尔获得的杂志文章上拼接出了那个介绍，其实那几篇文章是几个新加坡朋友对他们圈子里两个业余戏剧爱好者的夸张性表扬而已。这种错误，只要与新加坡戏剧现场稍有接触的人就能指出来。这就说明，现场给人一种整体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纸黑字”，也往往是一个偶然性的断片，离开了整体序列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往常总是认为只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局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其实真是未必。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性的例子，可说明的问题却不少。
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环视四周，也总能发现大量由于未能深入文化现场而作出的暧昧判断包围着我们，而且时间长，暧昧的判断又会上升为确定性判断，传播给别人。我从上海来，深知不少上海人对台湾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原因是他们从一部分在上海投资的台湾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湾人的总体素质和文化方式，其实，一到台湾这个现场才知道，台湾企业家中很优秀的一部分可能还未曾问津大陆，而台湾文化界与大陆的实质性联系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尽管就一个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实的。同样，我发现我们台湾不少朋友对大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判断也带有不少想当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暂性、局部性的依据，也与正确的文化判断有较大距离。一大堆花瓣拼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准确的远距离情报也与活生生的事实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最小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顺手拈来的一个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报刊曾登载过一些有关我的传闻，我的过去，我的今天，我的未来，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湾朋友看了将信将疑，频频问我，但大陆的朋友基本上不会相信，这就是生活现场的差异。
由此可知，直接现场也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空间方位，只有这个空间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满活气的综合信息，来确证或否定各种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运行轨迹，很难被局外的捕风捉影所替代。不是说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吗，活花的生命，在于它在大地上的那个扎根点。
以小见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州”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多争斗固然起因于权力分配，但也有很多争斗则起因于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异。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间获得疏通，可以靠纵横家们的雄辩之术，可以靠性理学家们启发良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互相体察彼此的生态立场，深入对方的文化心理现场。这一点，好像历来并不那么重视，十分可惜。常见的情况是，只获悉对方的一些零星情报，听到一堆无法确证的传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后彼此你一拳我一脚地开打了，至于对方究竟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环境依据，则都未曾设身处地。此种情景就像老戏《三岔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还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摸清对方的套路，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气喘吁吁。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盏灯啊，把各个方面都照亮。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有时，这种现场在地点上也是不确定的，或许只是一种类似性、可能性的历史情景，遥远的时间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要去寻访。
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现场。也许有人要说，值得寻访的直接现场已经多如牛毛，为什么还要风餐露宿地去寻访那种虚无缥缈的间接现场？有人甚至认为，寻访间接现场是对现实麻烦的回避，或许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策略。这都是误解。在我看来，直接现场固然重要，间接现场却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现场的地方。
第一，间接现场由于不强调此时此地的直接发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