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就要看一看它的无法解决是否具有人文价值。有些问题乍一看无法解决，实际上是科学研究和思维水平尚未达到，或者是某种实力角逐一时难见分晓，这些都应排除。真正有价值的难题，大致属于人本范畴的先天性问题；
其次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能够牵动普遍人的心。如果只是经院思辩领域的人本难题，一般也予以排除，只留下那些关及社会生态，因此也能引起众生感应的部分；
第三，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旦显示出来是否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使他们因加深了复杂的人生体验而抬起头来，由大困惑走向大慈悲，如果只能让人绝望，也要割舍；
最后，我还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适合我来表现。例如，我的生命经历使我在文化人格的构建、人类文明的命运等问题上更能投入知识和感情；我的艺术经历又使我对人物的遭遇、历史的细节较感兴趣。如果离开这一切，便会笔力不逮。
经过这番筛选，才能进入构思。我在构思中常常是想如何把一个苦涩的难题化解成一个生动的两难选择过程。文章中的主角在进行两难选择，我自己更在进行两难选择，结果，把读者也带进了两难选择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几乎成了我散文中的基本情节。
敦煌的文物应该运向何处？我的家乡应该在地理上寻找还是在精神上寻找？灾难对苏东坡究竟是好是坏？历史的废墟应该平整还是应该保存？对卑鄙的小人应该不理还是应该斗争？文明的步伐究竟在不断前进还是在迂回盘旋……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当你属意于其中一个侧面的时候，另一个侧面就出来反驳，两个侧面的理由都义正辞严，于是驳难也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刻。深刻的两难带来一种无比厚重的人生体验，比一个简单的结论有意思得多了。
两难不管展示得多么深刻，带给读者的仍然是一种诚实的平等，因为你没有掩饰与读者一样的困惑。这也是他们愿意投入、参与、共鸣的重要前提。写文章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却不能把人类本没有解决的问题伪装成已在自己手上解决。在我看来，最大的浅薄莫过于此。
我在写一些短篇散文时当然不可能也去呈现一个两难过程，但莫名的困惑一定是有的。没有困惑，写它作甚？
四、最佳境界是超然的关怀
集中了那么多两难困惑，怎么可能激发起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了。
两难没有结论，但文章总要归结。我喜欢归结在某种境界上，以境界取代结论。
所谓境界，是高出于现实苦涩的一种精神观照。你好像猛然升腾起来了，在天空中鸟瞰着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显得平面，因出现了另一个向度而成为立体。
要升腾，必须挣脱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标，从而使世间的难题不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因此具备在更高坐标上获得协调共存的可能。
例如正像先哲所言，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本来是很难协调的，感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人欲横流，理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规矩森严，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么，举行一个舞会吧，在舞会上，人的许多感性欲望获得满足，生命的节奏跃动在声色旋涡中，但舞会是有规矩的，人类的理性命令渗透在举手投足之间。席勒说，人们通过游戏才能把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协调起来。那么舞会就是这样的游戏。
席勒所说的游戏，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凡境界都无法描述，只能不断举例。
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一个身患绝症而不久人世的小女孩给他写信，说人生的最后愿望是想做几天总统，里根居然同意。这其实也只是一个游戏，但当白发苍苍的老总统把只剩下几天生命的小女孩扶上白宫台阶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动人的。
戈尔巴乔夫还在领导苏联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莽撞的欧洲青年竟然驾着直升机越过重重警戒线在红场降落，使庞大的苏联防空部队丢尽了脸。东西方都在关注会如何严厉处置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用游戏的口吻说了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呢”，放了回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位空闲的工人忽发奇想，打开世界地图给多国首脑写信，请他们寄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给他留念。不多久他简陋的住所前各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来往往，首脑们在照片后面的题词都幽默俏皮。这些照片后来在一个地方展出，参观者们在游戏的气氛中读解了一门十分温馨的国际政治学。
我故意选择一些政治人物为例子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一度是全人类对峙、仇恨、隔阂的集中地，但只要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游戏的念头，种种麻烦就在顷刻之间变得不再坚硬。
这些游戏，都因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两难，而散发出自由和人性。
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超然的关怀。
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和艺术非常靠近。
那么，如果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