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不生气，我想斗胆说一句：我们的写作，也何不成为这样的游戏？
庄子说了几千年的“逍遥游”，难道从来没有牵动过我们的心？
世界上最永恒的文学，莫过于神话、童话和寓言，而在神话、童话和寓言中，无一不贯穿着浓烈的游戏秉性。对人类最原始、最宏大的关爱，也就渗透在这种游戏秉性里。因此，后世的一切文学巨作，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话、童话和寓言的精神特征。
这是一个需要永久仰望的境界，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但是即便如此，我在写作中也会时时抬起头来，希望在那里获得一点救助。长年累月间我渐渐领悟，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必须拥有点化历史、引渡众生、呼唤神圣的全部主动性和活泼性，如果仅仅是被动的再现、直接的同情、切实的评判，即便是热烈而公正，也有负于使命。照理这样的领悟早就应该体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其间的关键不是艺术方法的更替而是人格理想的转变，要真正实现又谈何容易。
现在我能勉强做到的，是在表述历史和现实的困苦时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粘着，力求超越，试着寻找事情的终极意义，并在表现形式上构建某种游戏般的愉悦。不奢望神话、童话和寓言的光华立即临照于我，只希望自己笔下的文章因偶尔的超逸而稍稍亮丽一下。
我的散文更多的是写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要达到迪伦马特《罗慕罗斯大帝》（这真是一种高度童话化、寓言化的历史）那样的境界看来是终身不可能了，为此，我曾在几年前听到迪伦马特去世的消息时独自流泪。我所能经常温习的问题只是：为什么铁血狼烟的《三国演义》要以渔樵的谈笑开篇？为什么生死怨情的《长生殿》要以乐师的弹词归结？是不是所有的历史情结都能提纯得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究竟有多少历史难题能消解成夕阳长河间的“渔舟唱晚”？……
即便对这些问题，我也只能在今后的写作中慢慢体验，步步研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显然我已经把散文写作的讲题撑大了，再讲下去就会越来越不得体，那就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吧，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次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列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还是我的手势或者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嘘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的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说火车的速度、乘客的视线等等理性命题，他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职业使命。
不管是面对历史的疾病还是社会的疾病，我们都应该探出身来，搜寻大地，搜寻孩子，挥一挥手，挥得欢快，挥得慈爱，挥得认真。
（节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写作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