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虚构的，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小说中的情景延绵连贯，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数量不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小说中的情景主要发挥叙述功能，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主要选择精神效能。
其中，最根本的是精神效能。
早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戏剧人类学的时候我已经懂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仪式更能发挥精神效能的了，人类的整体本性也能在仪式中获得酣畅的体现。
这一点曾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艺术观，甚至可以说，我对艺术的认识，总是从仪式出发再回归仪式的。仪式使所有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而这恰恰又成了我在艺术上的一个目标，我无法让我的散文摆脱这种向往。情景，正是我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
原始的仪式常常需要面具，我与被写的主角，互为面具，互为真身。如果所写的恰恰是我本人，情况就要简单一些，但仪式中的我与平常状态的我仍有区别。仪式使我有可能减少很多纯个人的琐碎，与“集体无意识”产生更多的呼应。
其实，作为一个泛仪式论者，我心中的仪式性情景多种多样。朱自清《背影》中那个捧了一袋橘子爬月台的龙钟父亲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酸的送别仪式，周作人散文中大量抄录古人文词，让一大堆异代学者为了一个问题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何尝也不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召集仪式？仪式的形态不重要，它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使接受者变成参与者。与朱自清相比，我所营造的仪式或许会开阔一点，而与周作人相比，我的仪式则会通俗一点，戏剧化一点。
聊备一格吧。
三、最佳选择是难于选择
终于要涉及内容了。
我写的散文多数都没有结论。岂止没有结论，我甚至故意作难，把本来似乎有结论的问题也变得失去了结论。
很像存心捣乱，但这是冤枉的。
类似的情况早在文学界出现。至少在西方文学界已经有过这样的对白——
问：连自己也还没有找到结论，怎么敢于动笔写起来了呢？
答：如果早就有了结论，我写它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或可以找到结论。这些结论应该努力寻找出来，传播开来。只有这样，才会使人类获得共识，使世界变得有序。寻找结论——推翻结论——寻找新的结论，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但是，也有不少的问题难于找到结论，或者根本没有结论。在人文领域，这样的问题更多。找不到结论的问题中，有些无关重要，有的却非常重要。
一个问题找到了结论，它就有了解决的可能，解决了，它也就不太重要了。但是，有的问题世世代代都没有找到结论，因此世世代代都无法解决，永远存在下去。世世代代都存在的问题，能不重要吗？
为什么我们远古的祖先会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为什么几千年来那么多智慧的头脑都对它们无可奈何？为什么明知无可奈何，下一代还会竭尽全力继续探求？……
这一连串的问号，把我们与祖先、与后代紧紧联系起来了，而联系起来的绳索，正是那些永无结论、又永有魅力的问题。
这些横贯千年的问题往往太大，而它们的结构形式却渗透在我们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中，使这些具体问题也让人徘徊苦恼、无法定夺。当我们发现并凝视身边的这些具体问题时，不能不一次次为人类的整体性尴尬而震颤，为人性的脆弱无助而叹息，为世界图像的怪异而惊诧，同时，又为人们能诚实地面对而感动。人的渺小和伟大，全在这些问题中吐纳。
当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善良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答案，都有结论，都有裁断。但是，当我们离开校门闯荡世界以后，美丽的假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直到我们不再对这些漏洞惊恐万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真正长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却更有吸引力。我们怀着一腔莫名所以的甜酸苦辣，认下了它。
我也做起了教师，我也为学生提供各种答案。和以前的老师一样，我很难在课堂上告诉学生，哪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与此同时，我又投身到学术研究，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一段结论而作。尽可能严密的论证，尽可能果断的言词，越来越把自己打扮成解释世界的人。
但是心里知道，我避开了那些真正重要的难题。可以继续避开，永远避开，但良知告诉我，这是避开了人类最软弱也最坚韧的那个部分。
因此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决定在继续学术著述之外，去触摸另外一个文体。
此后，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但要等一等，不能把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交付给散文。在这里我要作一番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