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战斗打得正紧，敌机封锁着我们通往后方的山路，我们带着三副担架，走几步一隐蔽，前进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来到沂河渡口，用电筒照着一看，那座用木桩和秫秸临时搭成的桥已被敌机炸断了。三副担架上都抬着伤员，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行动，队长命令在河边停下来，大家商议个妥善办法。
有人提议往下游绕二十里地，从开阔处蹚过去；有人提议到村里找人帮着把炸断的桥修补上，说这样比绕行二十里也不费时间；也有人主张先派个会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许能找到一条水浅的路线。正在争执不下，听到河水的流动声有了点异样，队长说：“别吱声，好像有人蹚水过河来了。”
大家听了听，确像是蹚水声，队长打起电棒朝河里照去，就听有人喊道：“关上，关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队长立刻关上了电棒，在这一瞬间，大家看到一个军人用手挡着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没着他的膝盖。几个担架员就跑向河边，大声地问：“喂，担架能过去不？”
没有回答。只听到哗啦哗啦蹚水的声音。队长招呼我一声，我们也赶到了河边上，这时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围着他的担架员们追问着：“你倒是说话呀，担架能过不？”
“也能也不能！”
“这是咋说？”
“有人带路找浅处走就能，没人带路瞎闯就不能！有劲儿把担架扛在肩上走就能，还挂着拌带用手抬着就不能！”
那人一边说一边扑拉身上的水，听得出，他冷得牙齿在打战。
担架员们议论说：“把担架扛上肩这好办，三副担架的人集中一起，扛过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儿找认识路的人去？”
那人说：“只要你们能扛起担架，带路的人不愁。”
人们说：“哪里有？”
那人说：“我不就是一个？”
人们问：“你才蹚过来呀！”
那人说：“这才记得准啊！”
人们问：“不影响你的工作吗？”
那人说：“回头我快跑几步就是了，冻成这样不跑也暖和不过来呀！”
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担架员集中起来扛起一副担架，由那人领着过河，队长和我在这岸照看这两副担架，等第一副抬过去后，人们能找着路了，就请那位同志照看着河那边的担架，大家过来再扛这两副。接着，人们脱了衣服扛起担架，就随那人下河了。
三副担架，往返用了有一个多小时。抬最后一副时，我才和队长随着过河。河水又急、又冷，脚下的石头坚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过胸口，不互相拉紧了，想站稳很不容易。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同志一个人能摸黑蹚过河去，得很有点毅力。而蹚过去后又自愿地领着我们蹚回来，随后自己还要蹚第三次，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办不到的。
我们靠近对岸，那个军人已经迎面走了过来，大声问道：“全过来了吗？那边还有没有？”
我们说：“全过来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说着他下了水，一摇一晃地冲着我们走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瞎扯瞎扯，八路军对八路军还用这一套。”
可是队长还是奔了过去，打开电筒照着，握起他的手说：“不，同志，你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哪能连声谢谢也不说！”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说，抢过电筒，照到队长脸上，大声说：“你不是宣传队长吗？”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举起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我们看了一阵，意外地发现军帽底下竟然是一脸胡子的齐大爷。
队长问：“大爷，你这是……”
“都当了兵了，还叫啥大爷！我跟你们那天，出来就没回去，离开你们，我找到了个卫生队，先是随着卫生队的民工抬担架，随后帮着伙房做饭，等他们的民工换防了我还没走，他们才知道我单挑一个，不是民工队的。他们叫我回家，我说家叫中央军占了，没地方回。我拿出区里发的宣传员奖章，他们这才留下我，批准我参军。”
“你怎么不给玉凤来封信？”
“我没参军前不能写，怕她知道我还是个老百姓，又找来照顾我。现在就带个口信吧，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用她挂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这几句话？”
“还有，不过告诉你就得了，用不着跟她说，我被伪满洲国抓去当劳工时，在劳工队认识个姓潘的老头，俺俩在窝棚里头挨着头睡，后来这老潘给折磨的得了重病，临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说是他的朋友有个孩子在沈阳，在一个老太太家养着。孩子她妈原来和老太太住同院，因为抗日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来。孩子他爹在济南当教员，离不开身，托老潘趁上东北出差的机会把孩子带回来，可老潘办完公事没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劳工。老潘说：‘人家在为中国人民拼命流血，我连这件事都没办成，死也闭不上眼。你年轻，要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