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伸手乞讨，说是闯关东落了魄，女人死了，带孩子回关里家的。好在一路上走的是农村，断不了关里来的乡亲，谁遇见这一老一小，都给个饼子窝头，总算没碰上太大的难为。
走了个把月，到了河北地带。这时正是初秋季节，一阵西风过去，落下雨来，父女俩正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爹爹虽说尽量敞开怀包住玉凤，到底爷儿两个还是全浇透了。当晚投宿到一个镇上小店里，玉凤就一个劲咳嗽，到半夜就烧得像火炭似的。齐大爷一夜照看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一看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再赶路是不行了，就央告店东帮他看着孩子，他出去找大夫。半晌午大夫接来了，连着吃了几付药，玉凤才治好，可爷两个再想走也走不成了，因为当初请医时齐大爷就和人说好是要当一年长工还药钱的。
他们在这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多，清还了帐目，这才又动身往南走。因为结算下来多少还余几个钱，他们坐了一段火车，春末时分赶到了济南，在济南城，齐大爷打听着地址找到一个中学堂，说是要找位姓崔的先生。当时门房前恰好站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一听说找姓崔的，就上下打量这父女俩，问：“你们是哪儿来的？”齐大爷说：“从关东！”那人问：“你是他什么人？”齐大爷说：“乡亲。”那人把手一甩说：“走，走，这儿没姓崔的！”齐大爷说：“没姓崔的你问我个底朝上干什么？我是你耍笑着玩的？”那人说：“在这儿问还便宜了你，换个地方就不是这么个问法了。”齐大爷还要争执，一旁看门的老头使劲地摇起铃来，同时还连推带劝地对那戴礼帽地说：“主任，您跟他个乡下人生气太失身份了，到点了，朝会上还等您训话呢！”
那人瞪了父女俩一眼，连说：“撵走，撵走！”掉头进了院里。齐大爷还在生气，摇铃的老头悄声说：“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师去年摊上事了。”齐大爷问：“怎么，吃官司了？”老头把嘴伸到齐大爷耳边说：“共产党。叫韩复榘枪毙了。”
齐大爷伸手抱起玉凤，踉踉跄跄走出学校。玉凤觉出爹爹浑身发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脸，头一次发现，爹爹在哭，那么大的泪珠顺着腮帮流下来。玉凤哇地一声也吓哭了。
“别哭，别哭，我的乖孩子。”齐大爷用泪湿的脸贴着玉凤泪湿的脸说，“咱爷俩一块过吧，从今后我这脖颈子要低一低，学着忍气了……”
队长怀疑地问：“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怎么能记得这么清呢？”
玉凤说：“我没记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记得恍恍惚惚。两年前，我上了识字班，有一回组织秧歌队要用绸子，我记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块从地主那里退押退来的绸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弄。找着了绸子，也就找到了拿绸子包着的这个锁。见着它，勾起我小时候一星半点儿的印象。后来看到上边刻着我的名，又不姓齐，这才想起我爹领我到济南学校找姓崔的老师的事。我正在看那个锁，没提防我爹从外边走来了。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脸胀得通红，我从小长这么大，没见他对我这么生气过，追着问我瞎翻什么？看到什么了？我说我找绸子，无意间看到这么个稀罕物，看见的就是这把锁，再也没见别的。他把绸子扔给我，把锁揣进了腰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听到俺爹在那屋里也咳嗽叹气地一宿没安生。快到天明，我把这些事联起来，才明白他不是我的亲爹，原来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细跟他变心呢！其实，从我记事就是俺爷俩心连心、命连命地过，要我变我也变不了啊！何况那姓崔的爹已经死了！我装作不知道，从那以后倒是格外地对俺爹更亲热、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几天，脸上的别扭劲又不见了，俺爷俩又像以前一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从那，我就立了志愿，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他。”
队长问：“那以后你再没见过这把锁吗？”
“没有，他藏得严严的不叫我见。可是去年，自卫战争打响后不久，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锁拿出来了。对我说：‘你好好看看它。’我说：‘看过一回来，没啥看头。’他说：‘你看仔细吧。以后打起仗来，咱爷俩说不定有走散的一天。万一走散了，你记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带着这把锁，见到这锁如同见到了我。谁拿着这把锁你就跟谁走，不是万分牢靠的人我不会把锁交给他。’当时我随口答应着他，心想老人家年纪大了，竟说孩子话，哪会有这一天哩！没想到这话今天应了。原来他是怕我不肯舍开他参加宣传队，使下的一计呢。”
队长听罢，安慰玉凤说，她对老人关心负责是对的，不过齐大爷身强力壮，眼下离开不会影响他生活，日后他身体不行了，组织上会设法帮她尽到自己的义务。
玉凤成了宣传队的正式队员。宣传队多次帮她打听齐大爷的消息，但因为燕子崖已成了敌后游击区，没打听到任何结果。
一九四七年，敌人对沂蒙山发动重点进攻后，正常的演出活动不再能进行，宣传队分成小组下到部队去作战勤工作。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跟着队长护送一批伤员从前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