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欲望。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欲望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