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