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舟说：“华侨同胞、有特殊条件，应当多为祖国统一尽一分力量，我赞成您这种态度。”
盛怀远说：“我尽自己力量去做。总会有好结果。昨天晚上有位台湾同胞到我这儿来喝酒，进来时一副丧气样，我陪他谈了谈，思想开通了，临去时高高兴兴，今天还特别派人给我送了一把花儿来致谢，您瞧，这就叫诚能感人。”
沙舟说：“欧？”
盛怀远以为他不相信，立刻转身到柜台后连花瓶一起抱来了一大束鲜花，是衬了绿叶的红白两色玫瑰，花儿吊着一个纸签，上写。“怀远先生清供，TFLG。”
沙舟忙问：“您和这位先生熟识吗？”
盛怀远说：“只见过一面。”
沙舟问：“您知道他的来历？”
盛怀远说：“我只知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游客，一周前才到东京。我问他在哪一界恭喜？他说教书。”
沙舟说：“我收到一篮水果，签名也是这几个字。”
盛怀远说：“他可没谈到给你送水果的事！”
沙舟问：“昨晚他和您谈了些什么呢？”
盛怀远说，昨晚七点钟左右，这位先生进了店。进来时就带了几分酒意了。他先站着，看看菜谱，等转身看到***同志接见华侨的这张照片时，说道：“噢，你们是大陆那边的。”说后扭身要走，盛怀远拦住说：“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不都是中国吗！为什么这么见外？”那人一笑，就坐下来，要了二两茅台，一盘香酥鸡，一份煮干丝，就自斟自饮喝闷酒。因为这时已过了饭口，隔不远的一条街叫歌舞伎町，是有名的“堕落区”，这条街就格外冷清。店中没有别的客人，盛怀远便替他斟了杯酒，和他搭讪。
“听您这口音，也是北方人？”
“祖籍广东，先祖在天津落了户，作进出口生意。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小学在汇文小学住校，中学在船板胡同汇文，大学在燕京。”
“现在呢？”
“处处无家处处家！”那人摇摇头，喝口酒说，“狐死首丘，我不论在哪儿住，都把窗口向着大陆的那间屋选作卧室，我相信，这样作梦才能作到还乡梦。”
盛怀远说：“我也是这样，近几年来，我每年旅游一次，每次都回北京。其实，北京我已经没有亲属了，连老朋友也没几个。可我只要在北京街上走走，换上干部服挤几回汽车，遛两条胡同，甚至跟饭馆的服务员拌几句嘴，跟百货公司店员吵几句架，就又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了。”
“有机会这么走，不容易！”
“其实，回去还是看见的好事多。前年回去街上还一片白沙沙的水泥砖和黑油油的柏油路，去年回去住户的窗前屋后种上花养上草了，今年再去，嘿，有了街心公园了。前年回去看见有个体户拉三轮，我觉着比以前活泛了点；去年回去就见到了农民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往城里来卖西瓜；今年呢，我在东单看见一溜三辆大旅游车，写着‘个体户旅行汽车，唐山、天津、北京三日游！’您说，这叫不叫日新月异？大的方面更说不完了！别的不说，就讲北京新建的这几个住宅区吧！以前的肃王坟，现在叫劲松，大楼起来了！西便门，那是上白云观雇驴的地方，现在也是住宅区，大楼起来了，还有……”
“那是人家。人家吃过苦、玩过命，如今得了善果，应该应分！有咱什么？”那人又喝了口酒，叹了口气。
“您这话就有点离弦了不是！人家是谁？中国！咱是谁？中国人！我跟您说句体己话，我祖上在前清也是赫赫有名的名臣，我的亲戚在镇反的时候没少受罪，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当了权，我有不少损失。我也骂过他们，以前我也赌过誓，决不跟他们接触。我觉着要是中国不革命，我总不致于落到这份上，再损也不致于当饭店掌柜的！”
“可听您刚才那口气，倒象洗过脑的！”
“没错，洗了脑了，是我自己洗的。这几年大陆上来的人多了，我跟他们谈的多些，也看了点他们送我的书报，我忽然琢磨透一个理：改朝换代，自古有之，只要改的对国家对民族有好处，个人进退算什么的？炎黄子孙为国为民作这么点牺牲有何可怨呢？我不是说新中国样样都好，‘*****’，干了多少缺德事，共产党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不管新中国有多少缺点，有两样事您总不能不服，一、那儿没妓院没乞丐，没有歌舞伎町，没有黑社会作人肉买卖，逼良为娼、诲淫诲盗；二、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再也不矮一头。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横行霸道了，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要商量事你先上中国来。你来我去咱们平起平坐。朱建华跳得高，女子排球打得好，你得升中国国旗，你得奏义勇军进行曲，这就叫扬眉吐气！我说您哪，犯不上为自己一点事犯愁，干吗放着宽处不想想窄处。佛家云，境由心造，退一步海阔天空……”
正说到这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推门走了进来。朝那老人看了看，叫道：“老爷子，您离开会场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一顿好找。快十点了，回去吧。”
她替老人付了帐，扶他上了门外等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