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2年11月,乔国桢病稍好,被派往上海中央。后病又大发,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又回北平。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1934年8月,乔国桢病情好转,河北省委移到天津。北平市委遭破坏,他组织几位同志,督促他们筹建市委;10月,市委成立,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
1935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又名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巡捕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他躺在床上想办法,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到山西和陕西。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给他们指明了道路,纷纷离开北平。听了周铁忠的报告,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北平沦陷后,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接上组织关系后,他的肺病又犯,吐血,经组织安排,先住院治疗。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到了南五台,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他对周铁忠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从此,乔国桢不叫,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后来,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先到延安办手续。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夫妻又要分离,周铁忠掉了眼泪,乔国桢表示:“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周铁忠说:“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乔回答说:“有孩子就有你。”乔接着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怕你把孩子丢了!”周铁忠实践诺言,她怀孕后,住在南县弟弟家,生了儿子乔石。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1949年8月南县解放,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再转交中央组织部,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现都从大学离退休,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周铁忠在邓颖超、薄一波、安子文、帅孟奇的关心下,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1952年重新入党。根据她的要求,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工作,曾担任政协天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