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特邀委员。
经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3月5日晚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我在党的履历、病情、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我的要求和×××的事”五个方面情况。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在延安期间,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1939年春,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即后来的乌鲁木齐),住在羊毛湖招待所。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不久,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3的手术。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他每天坚持学习,坚持走路,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
1941年春,乔国桢与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苏兆征夫人、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回到迪化(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马明方、张子意、乔国桢、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疆域,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假造罪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张子意、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招待所”。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陈潭秋让乔国桢、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他说:“时间是宝贵的,我们只要活着,就应该学习和战斗。自己上进心的软弱,就是对敌人的松懈。敌人喜欢疲疲沓沓,消极萎糜。大家要增强斗志,坚定信心,准备迎接任何考验。”
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疆域第一监狱。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乔国桢的肺病犯了,大口大口吐血。在难友的要求下,行李被送来了,有了铺盖,略为暖和一些。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他对同志们说:“我的病重,又是传染病。你们都年轻,不能传染给你们。”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其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根据组织安排,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疆域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了牛奶、鸡蛋,每星期还买一个羊头,给他增加营养,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去世前一个月,他知道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