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如反阎(锡山)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以统一思想,善于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研讨组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做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出狱后,有人拉他支持“第二省委”,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同时做细致的工作,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离开“第二省委”,回到党的怀抱,投入新的战斗。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敌人为报复他,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动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划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叫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