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一个说，带着外国口音。
“你说，谁拿去了？”黄头发问。
扎布朗斯基不告诉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他。后面的人松开手时，他向前倒在地毯上，滚到一边。他的嘴唇发青，眼睛发直，呼吸越来越短并开始倒气。三个人低头看着他。
“他中风了，”一个人诧异地说，“不行了。”
“你们用的劲儿太大了，是不是？”黄头发讥讽地说，“走吧！咱们已经知道了名字。”
“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吗？”一个渣滓问。
“对，一个钟头以前他说的是真话。”黄头发说。
三个人离开房子，爬进车里开走了。他们顺着格林金匠街向南开。一个人问黄头发：“现在咱们还要干什么啊？”
“少废话，我正在考虑。”黄头发说。
这个小虐待狂总把自己当成罪犯的头儿。实际上他得到的情报有限，这使他进退两难。一方面，合同上只让他拜访一个人，寻找丢了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找到。快到雷金兹公园时，他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
“停车，”他说，“我得打个电话。”
雇他的人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另一个公用电话的号码，限定了三个打电话时间。第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就剩几分钟了。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从周末的玩乐中回来时已经是早上两点了。她把自己的米特罗牌小汽车停到马路对面，自己进了屋子。她奇怪的是还开着灯。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老婆曾经是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出身于一个劳动者家庭。她很早就懂得，希望生活十全十美是愚蠢的和自私的。10年以前，那时她25岁，在一个毫无前途的合唱队的第二排唱歌。扎布朗斯基相中了她，并要求她嫁给他。他曾经告诉她，他干那件事是不行的。但她不在乎，毫无条件地同意了。
奇怪的是，他们的婚姻很美满。他非常善良，对她像慈父一般。她依赖他，也像女儿一样。他尽其所能给予她一切——好房子、漂亮衣服、小件饰物、零花钱、安全感——她也感到心满意足。
当然，有一件事，他是满足不了她的。但他很通情达理，也能忍得下。他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知道是谁，也不要让他跟那人见面。现在，贝莉尔已经35岁了，有些老练了，在那种事情上就更明显更大胆了，而且也更有招法了。这就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而她也打心眼里有求必应。她在西区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间，以便作为幽会地点。每周六晚上都到那里去，寡廉鲜耻地鬼混一番。
一进到屋内，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便哭了起来，并急忙给急救站打电话。6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这个垂死的人抬到担架上，一边抢救一边向皇家免费医院疾驰。贝莉尔也坐救护车一起来了。
在路上，他有一会儿回光返照，示意她凑到他那血污的嘴边，她竖起耳朵听他讲了什么，眉毛诧异地挑了几下。这是他最后的话。当到达汉普斯特德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已成了另一个“入院死亡”的患者。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还恍惚地记得吉姆·劳令斯。在她结婚的前7年，她曾与他有过一点交往。她知道，现在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又一个人住在王兹沃绥区那个顶层房间里。她常给他打电话，所以，还记得电话号码。
她打通电话时仍在哭泣，开始时，劳令斯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睡醒，懵懵懂懂地不知是谁来的电话。她是从急救站公用电话打出的。她连着投硬币，但老是嗡嗡作响。当劳令斯明白是谁时，便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头。
“他就说了……这么点儿？好吧，亲爱的。你瞧，真遗憾，太遗憾了。事情平静后我会来的，看我能帮什么忙，啊，贝莉尔……谢谢！”
劳令斯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劳尼先到了，他是从废品收购站来的。10分钟后，希德也来了。按吩咐，他俩都准备好了家伙。他们来得正是时候。15分钟后，那一伙人就顺着楼梯爬上了八层。
黄头发本不想承诺第二个合同，但电话里的那个声音答应给那么多钱，他舍不得拒绝。他和他的伙伴都是东伦敦人，不愿意过河到南边来。东伦敦帮与南伦敦帮的仇怨在首都的黑社会是尽人皆知的，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如果一个南伦敦人不事先送个信儿就到东边的地盘上来，倒过来也如此，那就会惹出许多不愉快。然而，黄头发想，在3点30分这样的大清早，鸦雀无声，他干完事马上就回自己的地盘，连神鬼都不会知道。
吉姆·劳令斯一打开门，一只有力的大手就把他推回到通向客厅的走廊里。两个渣滓先进来了，黄头发殿后。劳令斯就势急忙向走廊里退，好让他们都进来。黄头发刚把门关上，劳尼从厨房跳出来，一镐把就撂倒一个渣滓；希德从衣柜里窜出来，用钉起子敲到了第二个人的头上。两个人像两条牛一样倒下去了。
黄头发正抓着门把手，想逃到外面安全的楼梯口去，说时迟，那时快，劳令斯从两个渣滓的身上跨过去，一把抓住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