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面飘泊了半辈子，她老是等着，满怀着希望。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什么日子啊！我以前看到过，许多次啊！然而，命都不好。你常看孩子吗？”
“有时看。”普雷斯顿承认说。
卡普斯蒂克的话勾起了他的思绪。在南肯辛顿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普雷斯顿保存着两幅照片。一张是他和朱莉娅的结婚照，他那时26岁，穿着伞兵团制服；她20岁，美丽动人，身披白纱。另一张是他儿子汤米的照片。他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
他们住在一排军人家属房中，过着平淡的军人生活。8年后，生了汤米。孩子的诞生使普雷斯顿如获至宝，但她却不高兴。很快，朱莉娅就厌烦当妈妈的琐碎事情了，加上他常不在家，让她过着只影孤灯的生活。她说掇他离开军队转到地方，以便多挣点钱，丝毫不理解他喜欢自己工作的心情。对他来说，坐在工商界的办公桌前会把他憋疯的。
他调换到情报团，但这使他的处境更糟了。他被派到阿尔斯特，那里还不能带家属。后来他转入地下工作，跟老婆的接触便全断了。包格赛德事件发生后，她便把话挑明了。但他尽量努力改善关系。他到五局后，搬到郊区住，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去。这样，他们没有分手，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已变得无味了。朱莉娅的花销越来越大，不是他这个后来到五局的工作人员所能供养得起的。
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伦敦西区一家时装店当售货员。当时汤米8岁，在他的执意坚持下，他们送汤米到附近的一所地方自费学校上了学。这使他们的经济更紧张了。一年以后，她带着汤米离开了他。现在，他知道，她与她的老板住在一起。那人老得可以当她的爸爸，但却能供得起她的吃喝玩乐，并能供汤米在顿桥的住宿预科学校念书。现在孩子已经12岁了，但他很少见到孩子。
他曾同意离婚，但她不干。已经分居三年了，他是可以拿到离婚证的。然而她恐吓说，既然他拿不起抚养费，那么，汤米就得归她。他很清楚，他处于被动地位。她允许，每个假期他可以把汤米接去一周，每学期接去一个星期天。
“哦，我得走了，伯蒂。如果出了什么大事，你知道我在哪儿。”
“当然，当然。”伯蒂·卡普斯蒂克赶到门口来送他。“多多保重，约翰。咱们这些好伙伴没剩几个了。”
他们心照不宣地分手了。普雷斯顿回到戈登大街。
星期六晚上，很晚了，几个人把车开到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门口，敲着门。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跟平时的星期六一样，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老婆贝莉尔出去了，不到后半夜她是不会回来的。他估计，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正在看电视的晚场电影，突然传来敲门声，他并没有当回事。他去开门，他们一下子拥进门厅内，随即关上了门。他们是三个人，与两天前拜访拉奥尔·列维的那四个人不同（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件事，因为他不看比利时报纸）。这几个都是从伦敦东区雇来的打手，黑社会叫“渣滓”。两个是凶猛汉子，一脸横向疙瘩，只要第三个人一发话，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第三个人瘦长、麻脸、狠毒，一头黄色脏发。扎布朗斯基并不认识他们，只是“知道”他们——他在集中营见过，那时是穿制服的。本能使他去反抗，但没有用。他们对他这样的人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反抗和央求都没有用。
他们把他推回客厅，将他摔到沙发里。
一个汉子站到沙发后面，弓下身来，将他按在沙发里，另一个汉子站在旁边，一只手揉着另一个拳头。黄头发拉过前边的一个小凳，蹲在上面，盯着钻石匠的脸。
“给他一下！”黄头发说。
扎布朗斯基右边的“渣滓”照他的嘴狠狠地给了一下。那人戴着铜关节。钻石匠的嘴立刻塌了下去，牙、嘴唇和血掺和在一起，像粘酱一样。
黄头发笑了。“不是那儿，”他轻声轻气地说，“还得让他说话呢，下边点儿。”
那家伙照着扎布朗斯基的胸来了第二下。几根肋骨咔吧一声响，扎布朗斯基的口里发出“嗷”的一声怪叫。黄头发又笑了，他愿意听人这样叫。
扎布朗斯基无力地挣扎了两下，但他们并不在乎。黄头发朝他笑时，沙发后面的粗胳膊将他紧紧按住，就跟很久很久以前在波兰南部时他被接在石头桌上那两条胳膊一模一样。
“你干了坏事，路易斯，”黄头发压低声音说，“你给我的一个朋友找了麻烦，他发现你拿了他的东西，他要把东西拿回去。”
黄头发告诉了钻石匠是什么东西。扎布朗斯基满嘴是血，他抽了口气。“不在这儿。”他模模糊糊地说。
黄头发想了一下。“搜，”他对伙伴说，“他不会捣乱了，别管他。”
两个渣滓搜着，黄头发和扎布朗斯基留在客厅里。他们搜了个遍，花了一个小时。搜完后，所有的箱、柜、抽屉、犄角旮旯儿都翻个底朝上。黄头发感到惬意的是，一下子就让那老家伙断了几根肋骨。半夜时，两个渣滓搜完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