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后身，将他的脸向圣母像的镜框上撞去。这个瘦小的家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圣母贴脸儿，玻璃碎了。黄头发的脸上扎进了一些碎玻璃。
劳尼和希德把两个大块头捆起来，劳令斯把黄头发推到客厅里。几分钟之后，劳尼抓着黄头发的脚，希德抱着胸，把他伸到玻璃窗的外面，那里距离地面整整八层楼高。
“你看到那个停车场了吗？”劳令斯问他。
虽然是冬天的夜晚，他仍然能够看出下面远处街灯照着的一些汽车。他点了点头。
“那好，20分钟后，那个停车场就会一片吵嚷，人们围着一块塑料布，猜测着那下面血肉淋漓、一片模糊的人是谁……”
黄头发意识到了，这一瞬间就要决定他的生死了，便死命地喊道：“别扔，我全说。”
他们把他抬进来，让他坐下。
他竭力讨好他们。“你们瞧，我知道好歹，头儿，人家只是雇我干点事儿，您知道。找回被借走的……”
“金匠街那个老头儿？”劳令斯问。
“啊，是啊，他、他说您借了。所以，我来这儿。”
“他是我们一伙的，他死了。”
“嗯，太对不起了，头儿。我不知他心脏有点毛病。伙计们碰了他几下。”
“放屁！嘴都打碎了，肋骨也折了。你们究竟来干什么？”
黄头发说了。
“找什么？”劳令斯不相信地问。
黄头发又说了一遍。“别问我了，头儿，他们只是给我钱，让我把它找回来，或者找到下落。”
“那好，”劳令斯说，“我真想在太阳升起以前把你和你的伙计都扔到泰晤士河里，挂上绳子，吊着装满砖头的衬裤。但我不想让你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我放了你，告诉你的老板，那东西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烧了……成灰了，连影儿都没了。你想想，我做了活还能留什么东西吗？我还没傻到家。好，滚吧！”
在门口，劳令斯叫住了劳尼。“送他们一直过河，替我给那兔崽子一个小礼物，那老家伙，OK！”
劳尼点点头。几分钟以后，来到下面的停车场。几个伤残的东伦敦人从他们自己的车后爬了进去，仍然被捆着。那个半昏半醒的人被放在驾驶座上，解开了手，让他开车。黄头发被扔到司机旁的座位上，两条断了的胳膊放在大腿上。劳尼和希德跟他们到滑铁卢桥，然后掉头回家了。
吉姆·劳令斯有些纳闷。他煮了一杯咖啡，把事情好好想了一遍。
他曾经真想把那只文件箱在那片垃圾堆烧掉。但文件箱的手工是那么精美，皮子发着乌亮的光，在火焰的照映下，就像金属一样。他曾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识别标记。但什么标记也没有。这次，他违背了理智和扎布朗斯基的劝告，决定冒险将它留下来。
他走到一个高橱前，把文件箱拿下来。这回，他以一个职业盗贼的态度，认真看了一下。10分钟后，他发现箱子后面的折页上的铆钉用手指按时能滑向一边，他听到箱子里面有声音。他打开箱子，里面靠底部的一边翘起1英寸高。他用纸刀把箱底撬高些，看到真底与假底之间有一扁空膛。从里面，他用镊子夹出来10张纸。
劳令斯不是政府文件专家，但他认识那上面用红字印着的“国防部”，而且“绝密”两个大字是谁都明白的。他坐了下来，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劳令斯是个盗贼和抢劫犯，但他跟黑社会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抹黑”。人人皆知的事实是，那些有罪的叛徒，从来不能和那些年轻的捣乱分子关在一起，必须隔离开来。因为，那些职业性的“脸儿”若是单独和哪个叛徒关在一起的话，那个叛徒准得不了好。
劳令斯知道他“端”的那套住宅是谁的，但盗窃案始终没有见报。现在他明白了，他猜测，这桩盗窃案可能永远不会见报了。这样，他没有必要再留神了。但话又说回来，扎布朗斯基死了，钻石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那份钱也没了。他开始恨起那个住宅的主人来。
他已经摸了那些纸，又没带手套。他知道，他的指纹是备了案的，他不敢暴露自己。所以，他不得不用布把指纹擦干净。当然，叛徒的指纹也同时被擦掉了。
星期日下午，他用平邮寄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得很牢，并多贴了邮票，将它投到远远的一个信筒里。星期一上午以前是不会来取信的。实际上，那份邮件星期二才到。
1月20号那天，布里格迪尔·伯蒂·卡普斯蒂克向戈登大街的约翰·普雷斯顿打电话。他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
“约翰，那天咱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对，出事了。但不是圣诞节救济金。大事儿！约翰，有人给我寄来点儿东西……不，不是炸弹，但可能更伤脑筋。看样子好像是我们泄密了，约翰。可能是很上层的人。这就是说，是你的职责范围了。我看你还是来看一下才好。”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