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了警察。警察带着灯赶来时，车轮下那一堆东西就像肉酱一样。一直到天亮，汉斯·格劳白拉还没有回家。
同一天上午，但是在4个小时以后，约翰·普雷斯顿来到白厅街国防部的大厅中，走到传达柜台旁，出示了通用通行证。与他要见的人通话后，被领到电梯，上了楼，又穿过几个走廊，来到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后楼的高层，俯视着泰晤士河。
布里格迪尔帕蒂。卡普斯蒂克好像没什么变化，普雷斯顿几年前在阿尔斯特见过他。他高大、红润、和蔼可亲，两个脸蛋像苹果似的，他看起来不像军人，倒像一个农民。他走上前来，嘴里大叫着：“约翰，我的孩子，只要我有一口气，你总是孩子。来来，进来。”
虽然伯蒂·卡普斯蒂克只比普雷斯顿大10岁，但他习惯上总是把比他小的人叫“我的孩子”。他那副样子，使他真像一个叔叔。他是大兵出身，印尼危机时，在马来亚战役中，他曾深入敌后，带领一个穿插小组转战在婆罗洲的丛林之中。
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柜中拿出一瓶啤酒。“来点儿？”
“有点儿早。”普雷斯顿谢绝说。现在刚过11点。
“胡说，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这里的咖啡没法喝。”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桌子上把杯子推给普雷斯顿。“你说，他们把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普雷斯顿做了个苦脸。“电话里我跟你说了他们让我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警察差事。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伯蒂。”
“哎——我也是一样，约翰。闲待着。当然了，我是转业军官，所以，还不算太糟。55岁时拿了抚恤金，搞到这个工作，还不算太坏。每天到火车上混，检查各个治安点，不让坏蛋钻空子，再回家陪老婆。天天如此。可能会更糟的。不管怎么说，先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
“干！”普雷斯顿说。两人都干了。
普雷斯顿想道，过去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平静的。他上次见到伯蒂·卡普斯蒂克的时间还是在6年以前。那时卡普斯蒂克是一个上校，这位外表看来大咧咧的军官却是北爱尔兰军事情报处的副处长，建立了里斯布恩综合大厦，大厦内的资料库可以向任何询问者提供爱尔兰革命军的最新详细动态。
普雷斯顿那时是他手下的人，穿着便服，隐瞒着身份，经常出入于强硬路线的普罗沃地区，与情报员接头或到断了线的情报点取材料。一次，为卡普斯蒂克执行任务时暴露了身份，险些丧了命。是靠卡普斯蒂克的帮助，才从霍利鲁德大厦调出来，当了文职人员。
那是在1981年5月28日。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段详细报道。普雷斯顿开着一辆没有标记的车进入了伦敦德里的包格赛德区，去和一个情报员会面。不知是上头走露了风声，还是他开的这辆车来的次数太多了，或者是普罗沃的情报人员早已盯上了他，后来始终是个谜。不管怎么说，他暴露了。他刚刚进入共和堡垒一带，一辆载着四名普罗沃武装人员的汽车，从旁边的胡同开出来，跟上了他。
他很快就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他们，立即撤销了约会。但那几个人还是跟着他。在市区中心，他们急速赶到他的前面，从车中走了出来，两个人端着阿马利特自动步枪，一个人拿着手枪。
他已无路可走，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他来个先下手为强，趁那几个攻击者疑神未定的一刹那，疾速地一滚，出了车门，恰在这时，一梭子弹射入了他的车里。他把9毫米13发的勃朗宁自动手枪拿在手中，扳动枪机，从路缘石边朝他们射击。他们本来想活捉他，但离他太远了。
他快速射击，立即打死了两个，第三个的脖颈骨也被打断了。那个普罗沃司机见势不妙，挂上档，一溜烟开跑了。普雷斯顿把车开到一个派出所，那里有四名空中特勤人员。他们收留了他。卡普斯蒂克前来把他带回了家。
当然，这要引起一些麻烦事——上级一连串的调查、盘问和怀疑。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已经被盯住了，他已无法活动了，那个活着的普罗沃司机到哪儿都会认出他的。也不会让他回老部队了——奥尔德肖特伞兵团。谁知道奥尔德肖特一带有多少普罗沃呢？
曾想派他到香港或国外去工作。后来，伯蒂·卡普斯蒂克跟一个朋友谈了一下，有了第三个选择：以一位41岁少校的资格离开部队到五局来工作。他走了这条路。
“有什么特殊事吗？”卡普斯蒂克问。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只是来熟悉一下工作。”他说。
“别担心，约翰。既然知道你管这一摊了，如果这里出现一些类似抢劫圣诞贷款的大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朱莉娅怎么样？”
“三年前，她离开我了。”
“哎，听这话我真伤心，”卡普斯蒂克的脸上露出真正同情的神态，“又有女人了吗？”
“没有，以前没有。我想现在快有了。不过这工作……你很清楚。”
卡普斯蒂克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的贝蒂却一直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