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遛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
在所有的发言者中，最让人印象深刻、观点最为激进的是既办过私人企业、又有经济理论修养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他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作为20年前的“七君子”之一，他不改直言本色。在过去的一年，他以发表文章、讲话的方式阐述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生产效率和官僚主义。章乃器问：“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他的答案是，存在官僚主义。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是因为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而现在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章乃器进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第二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他甚至说，他不赞成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要“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还好些。
第三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特权的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颂声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
章乃器等人的观点是大胆的。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人民日报》、《大公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这些言论，有附和赞同，也有反对驳斥，一时非常的热闹。
到6月8日，风向突然大变。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10万市民示威游行，呼吁实行新的经济政策，期间发生暴乱，纳吉·伊姆雷出任新总理，宣布取消一党执政，组成四党联合政府，退出华沙公约组织。11月4日，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两年后，纳吉被判处死刑。在匈牙利事件中，死亡2700人，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逃往西方。）
从此，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就在这一天，从上个月15日就开始的统战部座谈会仍在进行中，在上午的会议上，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因此发言仍然踊跃，当年跟随范旭东创办精盐厂的李烛尘此时是食品工业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和民建中央副主委，他还在发言中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