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到了下午，座谈会基调骤然大变。
6月12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而第一个遭到批判的就是章乃器，他被认定是“第一号大右派”、“右派的祖宗”。倔强的章乃器写出三万言的反省材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这引来更大、更愤怒的批斗浪潮，民建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还迅速编著出一本《章乃器反共三十年》。1958年1月，他被撤去粮食部部长一职。
开始于1957年夏季的这场反右派运动，日后被认定是一场灾难，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之一，数以十万计的人士受到公开批判，仅据8月5日的新华社新闻稿报道，各地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就有：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上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云南——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等等。
在铺天盖地的大运动中，连一向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刚刚当了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也被波及。
在过去几年里，荣毅仁与年纪、背景相近的盛康年（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经叔平（荣毅仁的大学校友、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上海著名报人）等人相从甚密，（盛康年的父亲是盛丕华（1882－1961），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会”，大鸣大放时期，盛康年等人认同李康年的“20年赎买建议”，还发表了很多批评性言论。反右开始后，他们被认定为“荣盛小集团”，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谋策划，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盛康年先后写了11次书面交代，严谔声也写了9次材料。荣毅仁悲观地认定“这次我们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后来，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保他，才算没有受到公开批判。1957年8月1日，上海市有关领导与荣毅仁谈话，荣说：“不谈大道理，谈小道理，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两年后，侥幸过关的荣毅仁被调离上海，赴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所谓“荣盛小集团”到1983年才被平反。盛康年因为思想包袱很重，成天闷闷不乐，吃烂酒，于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
到1957年底，开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这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占世界份额为5.5%。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并列为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而后来崛起的韩国，此时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中国的山东省。（到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
毛泽东认为，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到60年。
1957年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紧迫感。11月，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应声回答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正是在这种热烈的赶超情绪下，一个新的名词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