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国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广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7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6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模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
还有人对“一五”计划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以后的情形。她说，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
老资格的民主人士、当过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还谈到了“内外有别”的苦恼。他说，“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他进而还点名批评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
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提出了“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大胆建议，他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
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则对“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的，一概的去学。因为，工人阶级存在于我们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