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在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之后，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5月1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赎买20年建议”，供全社会讨论。李康年还拟出了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法，他建议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在发给资本家的22亿元赎买金中留出十分之一，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李康年的建议，当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工商界内部，有人支持李康年的提案，认为此议保障了私人资本的长期权益，也有人反对，认为定息已经成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再拖20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就说，昆明有的饮食店业主半年只有七厘钱的定息，有的一户每季只有四分钱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20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说，提出定息延长20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而一些参与了执政的人士则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反对李康年提案。中国民主同盟党员、时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就认为，李氏的主张是“是消极性的表现，想一辈子吃剥削饭”，工商业者应该认识到，现行的赎买政策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李康年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四千字的长篇文章，对千家驹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对于“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指责，李康年说，“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他还认为千家驹把财产赎买与资本家改造等同起来，是混淆了政策，“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二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连，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最后，他还认为“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应该象千家驹所说的从1949年算起，因为“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就在李康年的“赎买20年建议”引起众多争辩的同时，5月15日至6月8日，统战部邀集全国民主党派以及工商联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工商界人士纷纷谈及公私合营企业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当时的《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多次、详尽的报道。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
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里六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曾经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资本家盛丕华说，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