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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对黑暗的抵抗以及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逼现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开始。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19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商业部在1月18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在上一年，全国的生猪存栏新增800万头，每头生猪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就地收购、就地屠宰、就地销售”。又过了几天，国务院下达文件，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识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这样的通知和文件还将不厌其烦地下发十来年，没有人觉得很突兀，国家始终像一个大保姆，细心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就在春节前后的一天，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20吨玉米，停靠在广安火车站的站台前，有人在车皮上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毛笔大字：“打倒邓小平！”不多时，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1980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65岁的胡耀邦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批较年轻的干部被推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其中包括前两年在安徽、四川强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万里、赵紫阳等人。踌躇满志的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在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今后的工作要着重研究体制改革。
邓小平显然想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国营企业已经有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点国营企业基本上都已经装进了“试点”的大箩筐里。为了推进这项事关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国务院根据首钢等试点企业的经验，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允许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把原定的金额利润留成，改成“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但是，工业企业必须完成产量、质量、利润、供货合同4项计划指标后，才能按核定和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润留成资金。到了2月，国家经委又发出通知，要求试点企业必须保证“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这当然是一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执行起来很困难的要求。种种迹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的松动，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计划的掌控中有序地进行。各地，新的变革新闻正层出不穷，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出，国内保险业务被允许恢复；4月10日，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与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以558万注册资本，创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武淑清担任港方常务理事。国家工商局为其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001号营业执照，这便是中国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当时，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二十年后，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5万份。跟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资相比起来，在南方，一个正开始艰难启动的计划听上去要庞大得多。这个日后影响了中国开放走向的计划，便是在南方设立“经济特区”。
特区的由来
“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据说，它的发明人也是邓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一日会后，邓、习在中南海院里散步，两人闲聊起当年在陕甘宁边区闹革命的陈年旧事，邓突然停住了脚步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袁庚已经奔赴南方去启动他的蛇口工业区了。“特区”一词既出，心领神会的习仲勋马上加快了开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就形成了，报告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深圳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它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深圳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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