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过分依赖。
密切的政府关系虽然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如果对政府关系依赖过深，则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更大风险。
在近现代商业史上，晋商曾经取得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成就，这其中当然离不开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晋商的票号不仅拥有官银的独家经营权，而且作为清政府的“提款机”，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太后的逃亡经费，也由晋商承担。由于晋商对清政府的关系依赖太深，使得他们未能在现代银行业商业模式的更新中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是随着清政府的衰落而衰落了。
现代民营企业如果既能借助政府的势能，又能够摆脱对政府的过分依赖，真正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民营企业把握政府关系中的“明道”。
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塑造自己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价值，并与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合作求得共赢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至今尚没有得到有效应用。民营企业虽然以赢利为中心，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之道恰恰不能只盯着赚钱。企业给投资者的可持续回报，必须基于全面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全面正确的公共关系。全面正确的公共关系就是着眼于为政府、银行、媒体、员工、消费者、中间商、供应商、社会公众、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价值，从而为企业营造和谐的环境。
3．优术：做好“问题管理”。
“优术”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方面，要把握政府的宏观调控意愿和政策，顺势而为；中观方面，要把握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经营；微观方面，要扎实做好日常管理。
宏观方面，尤其要在分析预测政府的调控政策基础上顺势而为。铁本的失败虽然直接原因是土地违规，但实质上却是对宏观调控的错误预期所致，如果不在宏观调控的特殊时期，类似的土地违规可以通过补救或其他温和的方式“纠错”。
中观方面，尤其要大力开发既能体现政府导向，又有赢利空间的业务。例如，蒙牛乳业就提出了“乳业兴农”的口号，而获得了内蒙古、河南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把土地、厂房资源几乎无偿地提供给企业使用，就是因为蒙牛乳业为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带来了希望。
民营企业家们着眼于“识大局、抓大事”，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管理体系不健全，所以经常出现内部小问题演化为大危机的现象，这使得企业在微观方面尤其要重视问题管理。
基因十四：民族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振兴民族工业”的命题于1992年在啤酒行业被第一次醒目地提出来。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的高档酒家饭店被跨国啤酒品牌一统天下，国产啤酒无法立足，杭州的中华啤酒由此提出了“振兴国啤”的口号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从此以后，“振兴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便成了企业家口袋里的一个红喇叭，随时可以掏出来叫几声。飞龙在抢注“伟哥”事件中便把其行为与“民族产业安全”相联系，并高呼这是一场“古老中药文化与洋药的世纪决战”。事实是，飞龙的伟哥开泰最后以退出市场而告终，辉瑞的VIAGRA真正进入中国后，也没把古老的中药文化和中药体系摧毁得怎么样。口号永远是口号，激励人心或许可以但如果真正地当成战略来实施，那就很可笑了；如果不分场合和时间，挥动手臂到处乱喊一气，或者当作大棒到处挥来挥去，那就不止可笑，而是可疑了。下面这几篇新闻稿是记者们对彩电行业中的“民族工业旗手”们的一次集体质疑。
1．首先是一次阵痛。
《工人日报》记者石述思：长虹每次降价都会举起“利国利民”的大旗。这次也不例外，它在高喊全面让利于消费者的口号之外，还不失时机地搭上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扩大内需这班车。
这很像前一段时间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洪水机遇论”，最后对机遇的关注和欢呼甚至盖过了对洪水带来的阵痛和灾难的反思。
我们不能重复类似的错误。必须承认，长虹此次推倒中国彩电业第5次降价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其前一段时间囤积彩管、大搞“资源战”的必然后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不能承受的资金、产品积压问题让全行业一起扛。因而我们在讨论这次降价带来的机遇时，首先必须意识到中国彩电业将为此付出多么昂贵的学费。须知1998年，彩电业降价战曾使全行业利润损失高达54亿元。
2．此降价非彼降价。
《经济日报》记者张九红：
如果说1996年长虹的降价，还可算是高举民族工业大旗，今年的降价，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耗而已。事实上，今日的国外品牌，已基本是国产化的“杂交品种”。
看一看国内企业的竞争手段，目前价格仍然还是企业争夺市场份额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法宝。过去几年中，长虹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追求规模效应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价格优势，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