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生活中的“张雪岩”、“王雪岩”和胡雪岩的结局何其相似，甚至许多人的命运还不如胡雪岩。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政商博弈的景象：
1．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就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产权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策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个案例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艰苦努力下成长起来的，最终却因双方沟通破裂而酿成悲剧。
2．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宏观调控往往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本市场的德隆、房地产业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3．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相互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入这种利益之争。在华晨案例中，我们即可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超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产权明晰的改革无论从人们善良的愿望出发，还是按照学者们划出来的理论通道，都是顺应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清晰路径。可一旦进入操作层面，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政商关系”缠绕其中，便使得改革有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转制企业之间一旦发生“产权明晰化在思路上的分歧”，前者就会以种种原因“放倒”后者，毫不犹豫。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他们都成了尝试产权改革的先驱。而张海登场健力宝、顾雏军入主科龙和狂购国有企业，又是他们借官员之力乘虚切分国有企业“蛋糕”的投机之举。
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历来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借势而上，做大做强；用不好，不仅出现衰退或倒闭，甚至使企业主身陷囹圄。双刃剑的道理许多企业家都明白，但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却非常不容易。
1．借势：取得高端势能。
从近现代开始，著名的企业家都清楚，通过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就可以占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就说，“官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江湖的势力，我都要，这三样要到了还不够，还要有洋场的势力”。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提出：生意做得一定要有“官门路”（政府靠山）和“财门路”（银行融资）。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波特认为：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与其特定的供应商及分销商共同形成的价值网络。但是，西方的理论大师毕竟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价值网络的核心不在于供应商、分销商等上下游企业，而在于政企关系。掌握了价值网络的核心，就掌握了经营管理中的高端势力。
民营企业如何借助政府关系来取势呢？典型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关系，解决发展过程中土地、贷款、上市、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避免走入“只搞企业，不搞政治”的误区。这种观点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检讨自己因集资问题而锒铛入狱的原因时说：“贷款的渠道无非两项，一是你有政府关系；二是你没有关系，自己能拉关系走通也行。这两个我都没有走通。”所以，借势是民营企业掌握政企关系的第一要诀。
2．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