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组织管理，基本上自己创造的组织，都是不能长大的组织。然后呢，管理的团队在核心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几个老哥们，后来倒是找来了一些朋友，但是无论是朋友还是江湖上的人，都是在外围。关键就是它从领导者到执行者整个组织的管理，基本上不具备一家大型企业管理所要求的一些要素。同样的资产规模，你去比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组织化程度，那种差距确实很大。现在新进入的企业，比如说现在几个著名的It企业，在一开始架构组织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这五六年发展就非常快，而再早一点的民营企业都摆脱不了这种组织能力上的局限性。
基因十三：恋政情结或与政府博弈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中国公司的成长道路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密切其实远远超出一般学者的想象。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商业绝不会进入“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状况，相反，政商之间的密切度将越来越高。我们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败局，如三株、爱多、秦池等等，大多数为企业家市场战略的失误：而近几年的企业败局，如华晨、德隆、格林柯尔、铁本、三九等等，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气息。
我们将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恋政型的，一类是抗政型的。恋政型的主要指企业家依赖政府和亲近政府的偏好，也指那些擅长将经济政治化的企业家。
所谓的抗政型，通常不代表他与政府直接公开对抗，而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与政府对抗，我们通常称之为“博弈”。既不恋政也不抗政的企业家很少，他们与政府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我们的观察是，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的企业家，一定是恋政的。
恋政型企业家们总是不断告诉我们，这些年他们最大的进步乃是终于领悟到什么叫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经济”，“必须像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如果不了解政治，企业无论如何是做不起来的”。一项有关私营企业主社会关系的调查衰明，在民营企业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政府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排在绝对首要的位置。
抗政型企业家通常具备很高的才华，也正因为有才华、能力超强，才可能觉得有资本和能力与政府博弈。在很多关键的时刻，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轨迹。仰融在商业上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可是却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失去理智，以致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陡然坠落。而造成这一结局的最重要原因，正是政治博弈的失败。其实，不管是恋政型还是抗政型企业家，他们的失误都是相同的，就是不知道政治的本质，迷失在中国的官文化中。
中国的官文化是什么？
政绩文化，好大喜功，一切以经济指标来评判政绩，一切以做大政绩为做官的唯一途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并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托普集团的宋如华就是一例，江苏铁本事件中的戴国芳是一例，巨人集团也是一例。而牟其中则更是其中的典型。
管理国家与管理企业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体系的管理者追求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政客追求的是权力，商人追求的是财富。“一将功成万骨枯”指的就是一些不良政客为了获得权力不惜牺牲其通往权力顶峰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其生存状态与食肉动物的许多特征很相似。“和气生财”指的就是商人的生存法则和生存状态，这种群体的生存模式与食草动物的许多特征很相似。
一旦我们把政客和商人的生存法则和生存属性弄清楚之后，“食草动物”就应该与“食肉动物”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个分寸必须要拿捏得非常得当，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离得太近，“食肉动物”就有可能将“食草动物”当作甜品。“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还相互离不开，因为这是一个生物链中的两个环节，缺少哪个环节，这个生物链都无法存在，也就无法保持生态平衡。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许多这样的商人，这些人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就忘乎所以，不仅喜欢与官员打得火热，而且还试图通过各种形式走进权力核心。一个企业家应该懂得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更应该了解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但是一些企业家不去了解这种辩证关系，而是重点培养官员与自己个人的关系。商人不能与官员走得太近，尤其是不能成为一体。商界的斗争也就是财富和物权之间的转移，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你死我活”，由于商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一旦将自己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企业家的政治情结最早、最典型的表现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他是许多现代商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正是由于史学家和媒体的错误引导，我们把这个现代法律体系中涉嫌商业贿赂数额最大的嫌疑人当成了效仿的榜样。胡雪岩商业成功最大的秘诀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与政客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胡雪岩最后的结局不难看到，我们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