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了研究，而且也不是新问题。下面我想简单地列出多位中外经济学者对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展不够完善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被正规融资拒之门外。如今他和很多学者一起关注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Cion，1998，世界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当政策激励下，大量储蓄怎样涌向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我们将在第七章介绍他的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晓莉（Lily tsai），以及其他研究者，列举了90年代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止步不前的状况。她的研究详见第六章。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对90年代农村经济衰败的研究而声名鹊起。卡尔·李思勤（Carl Riskin）与王小鲁等经济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探索。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谈到这一题目。Inequalityand Povertyin Cion，2001，美国卡内基学会的政治学者裴敏欣分析总结了中国原有体制中固有的巨大的改革阻力。Crapped transition，2008，两名中国记者陈贵棣、吴春桃所著的描述了90年代农村底层令人震撼的贫困生活。亚历山德拉·哈尼（Alex harney）所著的《中国价格》对深圳和东莞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调查。
曾对中国80年代涌现的小企业赞赏有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90年代初重游中国时，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弗里德曼教授显然极为欣赏邓小平。
黄亚生的贡献同样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中提出，外国直接投资成为趋势是国内私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黄亚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是经济失败的征兆，而非实力增强的迹象。
90年代真有那么糟糕吗？
黄亚生的这部著作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对90年代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的批判似有过火之嫌。他没有提及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取得的积极发展。尽管增速慢于城镇家庭，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长，足以令很多新兴经济体羡慕。当然这并不表明90年代中国农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显然没有。如果数据可信的话，农村问题更多出在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各种非税收费和摊派过重，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残缺不全上。
该书也完全忽略了90年代的国企改革。在这10年中，数以万计的小型国企倒闭，有些直接破产，有些由管理层收购。到90年代行将结束时，大型国企经历重组，数百万人失去了饭碗，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需的过程。很多亏损企业关闭，补贴减少，终止了巨大的财富破坏和浪费。这些都是有益的发展，有助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腐败。同时，具有盈利能力的大型国企得以保留，并在之后专门归属某一部门管辖。但这些国企经过了改组，其中很多改组为公司，商业化程度得以提高。这些改革当然并不完美，而且这些国企仍然是很多行业的主导。但认识到取得的进步也很重要，作为国企改革的结果，90年代国企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强劲。
同样未在黄亚生的书中被提及的还有中国加入tO。入世带来贸易壁垒的降低，同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一些新的领域。现在，这些变化给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带来了一些好处——在黄亚生看来，这种偏袒已经成为问题。但同时，加入tO也为中国出口企业——这一领域以私人部门为主导——开放了全球经济这一永久的平台。加入tO引进的新规则总体说来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积极的发展——很奇怪这一点也被黄亚生遗忘了。
90年代另一项成功的重大改革是禁止军队经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军队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而削弱了经济。通常，军队渗入经济将阻碍良好的制度形成，导致不公平竞争，并且也会削弱军队自身——忙于赚钱的军队哪里有时间为国防操心。这项改革是积极的。
9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国家建设。从很多方面说，国家建设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朱镕基总理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拯救国家财政于破产边缘，设立了中央银行，将其作为金融市场监管者之一；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规。由此终结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漠视，这种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比较常见。当然，地方仍对中央命令有着不同的解读，有时也会对它们不喜欢的税收等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关于房地产的）。但与20年前相比，地方的力量大不如前。
在农村政策方面，如今很多人将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归因于90年代的政策，并且将农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