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虽然不错，但没有考虑辍学儿童数量。在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2000年，官方数据显示，农村地区初级中学入学率只有50%～64%，大大低于城镇地区72%～80%的入学率。
90年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工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国有部门高歌猛进，私人部门节节撤退。2000～2001年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80%的中国私营企业反映遇到融资障碍，而同期在印度这一比率是52%。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一统天下。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几家成功的中国企业吗？好吧，黄亚生告诉你，它们中没有一家真正是“内资”企业，均为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受益于（并由此得以存活）香港或其他属地的法律和融资环境。当然，它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但苦于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所有权保护和融资渠道，它们不得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注册成立。
这一发现完全不同于近3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已基本私有化的观点。OECD（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y）和理查德·荷德（Ric Falling Barriers and Groration：te Economy in Clystate）企业，将国有持股不足50%的企业划归为“间接国有”（indirectlystate）企业，将其余企业均归为“私营”（private）企业。据他们估算，2005年中资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当年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附加值的50.5%，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20.7%。他们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在中国工业化版图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黄亚生指出，这种划分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从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层面，并不能找出所有事实上的国有企业。许多经过公司化改制的企业由同样经过改制的国有控股公司控股。因此，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但顺着产权链向上搜索两级后，你就会发现所有者是国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黄亚生重新分析了这些样本，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界定。他将私人持有的股权超过50%的企业定义为私企，他发现2005年中资私企对工业附加值所作的贡献仅为22%，与外资企业加在一起对工业附加值的贡献为50.8%。也就是说，尽管私人部门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2001～2005年间，中国经济仍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发现与很多外部的眼光和印象颇有差异，后者看到灯火璀璨的夜上海，看到身价上亿的成功企业家，还以为这个经济体和他们的一样，以私人经济为主，并受同样因素的驱动。
我们继续看多尔蒂和荷德的分析中有价值的内容。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较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尽管对于他们的研究结果有不同的声音，但其研究仍然不失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趣的发现。他们发现，企业越“私人”，生产率越高，普遍的盈利能力越强。这一发现或多或少与按所有权对企业分类的问题有关。例如，国有间接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是国有直接控股企业的两倍，真正的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国有企业高出5%。这些发现冲击了国有企业的业绩表现可以与私营企业一样好的观点。当然，经过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的确比未经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好——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明显看出，但仍落在私营企业后面。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是完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显然不是——这类企业的处境也可以非常糟糕，甚至生存都存在问题，经常出现窃取他人技术、侵犯投资者权益的事情。但总的来说，驱动私营企业发展的动力——获取利润——似乎在推动私营企业在价值创造方面略好于国有企业，后者是受其他动机推动的。
好，继续回到黄亚生关于90年代中国经济模式调整的观点。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90年代发生巨大转变？黄亚生承认，他也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他提到了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化。80年代的领导人，对农村改革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基层生活经历，对农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有切肤之痛。相形之下，90年代的领导人更熟悉也更青睐社会主义的上海模式，与农村有些距离。
中国经济的背阴面
我们该如何看待黄亚生讲述的这一段故事呢？首先，我们要向他致以敬意，他在实证的悉心研究基础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讲述以数字和实例为据，连贯、清晰、有力，非常难能可贵。他的观点与很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一句含糊的“渐进式”，即一步一推进来评价中国的改革。不过，我对黄亚生的部分视角及结论有着不同的看法。
黄亚生的观点存在漏洞。有时候他似乎相信，整个世界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忽悠了，他们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瑰丽的天际线遮蔽了完整的实际。他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但这些专家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所列出的很多问题已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