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取得的进展归功于2002年以后政策纠偏的结果。但是，关于农村的积极改革始自90年代末，当时朱镕基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从医疗卫生数据看，在90年代农村并非长期持续地滑向贫困。这10年中新生儿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50.2例死亡，到2007年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1.53%，不过1996～2002年间，死亡率降幅减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1990年每1000名产妇中，死亡数达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结核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有80%在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好于黄亚生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总之，90年代确实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革。黄亚生没有接受“渐进”版本的故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继续向前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90年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也要认识到犯下的错误。
未来30年
黄亚生所述故事的第三部分，始自2003年新一届领导人执政。新一届领导层中有多人具有贫困地区工作经验。黄亚生写道：“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颁布的政策蓝图或许是中国自13世纪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例如，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领域；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政策转向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黄亚生认为，这一新方向是受欢迎的转变。
但由此我们想提出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的实施。作为新的政策重心的环保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医保方面确有进展，对农村基础设施也有大量投入，但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方面，我们到底取得了多大改善呢？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企业说，环保官员执法严格，有权让你关门。但是，不必向内陆走多远，那里的企业就会告诉你，环保规定仍然宽松，违反规定的企业也不会被关掉，交点罚款就没事了。节能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一些效率低下、污染环境的火电厂被关闭，但全国各地方仍然十分希望保留本地的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这些行业耗电量十分巨大。实际上，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二由工业消费；而发达国家家庭用电超过三分之二。转变企业用电和民用电占比将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有裨益，但是我们仍然并未真正走下高耗能的老路。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模式。经济改革将以怎样的模式进行？80年代的做法是放开口子提供空间，让农民企业家自由闯荡。这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相信黄亚生的说法，90年代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伴随着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大量受到抑制。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变化吗？我不确定有明显的转变，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看来，高层似乎始终存在一种心态上的挣扎，既想开放又担心开放带来不好收拾的后果。以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例。中央政府大声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有时甚至下达放贷命令，但商业银行不为所动。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大银行通常做不好小额贷款。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解决途径是由小银行来做。我们将在第六章谈到，中国政府已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试验，允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很多人真切地期盼改善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窘迫状况。但目前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监管仍然十分严格。利率受到控制，股东人数以及所持股份受到控制，筹资方式也受到控制，法规依然禁止农民以土地作为抵押，而土地是大多数小农户的唯一资产。因此，当今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监管之所以紧，是因为监管者担心一旦放开这一领域，将导致利率飙升和资金滥用。并且，政府在扶持经济中某一行业时，首选的办法往往是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而不是减免税费、消除行政障碍或建立恰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试图通过多作为以帮助经济活动主体，但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从政府已做的事情判断，或许政府少做一点帮助会更大。
第三个问题是，当今中国切实推进亲市场的改革日程将有多大难度。举世皆知，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增加了赚钱的难度。铁路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目前铁路建设、经营和管理分离方面仍无进展。如果铁路改革不能顺利推进，意味着国内货物运输尤其是煤炭铁路运输仍面临很大困难，每年春运时一票难求的局面也难有改观。再如，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只占其净利润的5%或10%，但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理所应当将全部红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以改善民生支出。但是推动央企上缴红利改革非常困难，原因很清楚，央企愿意把钱拿在手里用于扩大投资等，央企的管理者对于这种现状也十分满意。
黄亚生认为，“治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