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的回答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站在企业家一边。最高领导层公开承诺将采取措施促进经济自主权改革，公开谈论致富道路，接见商业人士，释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动摇的信息。最高层态度转变本身，即为乡镇企业的诞生创造了足够空间。突然之间，各级官员热衷于支持这类企业，而不是把它们关掉，这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要促使市场经济成熟并发展，需要明确大量详尽的法律条文和监管规则。但就那个时代来说，私营经济生命的最初爆发只需一两句话就足矣。一旦机遇之门打开，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人们不需任何理由，即一头扎进商海里。自然，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势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锋从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间，数万家私营企业被关闭。换而言之，制度并不是牢不可动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营企业的风险比以前小很多，这就够了。
不一样的90年代
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也带我们了解黄亚生世界观的几个关键点。很多分析家认为，改革在1989～1992年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生眼里，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90年代的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上一个10年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料数据非常有限，但黄亚生仍竭力去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的经营被压缩到哪些领域，就业人数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融资渠道有哪些。1993～2001年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为21.4%。在1984～1986年间，33%的私营企业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请到银行贷款，而在1990～2001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26%。90年代初期温州等地的民间金融遭到严厉的清理整顿，曾经对农村私营企业作出重要支持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处于更为严厉的管控之下。黄亚生指出，整个9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反之，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经过了重组，以服务农业而不是乡村企业为宗旨。私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时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中国社会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也发生了转变，8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90年代被城镇家庭反超。90年代，私营企业突然之间求贷无门，这意味着它们只能求助于地下融资市场。地下融资为私营企业带来了成长机会，但与正规银行体系信贷相比，融资成本高昂，而且融资规模减小。很多有潜力成长为农民企业家的私营业主万般无奈，不得不背起行囊，离乡背井涌向城市，涌向建筑工地等各个角落，成为了农民工。
黄亚生指出，90年代社会资源流向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出局。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很多本土企业的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及多项其他优惠。很多中国企业转而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也有人想出了曲线救国的主意：把资金弄出去，在香港、开曼等地溜达一圈，然后以外资的身份衣锦还乡（即所谓的“返程投资”），以享受身为外资的种种好处。在此期间，政府队伍迅速膨胀，公务员人数从90年代的200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600万人。税基在持续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其积极意义，因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经下滑到了危险的境地。这一状况在1994年得以改观，随着当年分税制改革的进行，国家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地方通过卖地实现了政府财力的不断充实。涌进政府财库的新财富潇洒地撒了出去。其结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别、造价高达8亿美元的国家大剧院；上海人从机场出来，可以乘坐耗资12亿美元修建的磁悬浮列车，抵达市郊的地铁站；如果到乡镇去，你会发现，曾经的农田之上政府大楼气宇轩昂。一句话，国家牢牢地掌控着经济，资源被集中于城市，而对乡村来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源泉（私营企业），也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黄亚生对比了90年代家庭收入发生的明显变化，80年代收入增长更快的农村家庭，90年代为城镇家庭所反超。这是为什么？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获得的收入大大低于乡镇企业支付的工资。黄亚生认为，90年代的问题出在乡镇企业受到严格管束，就业增长受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识字率出现下降。
一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改善之后，又于90年代重新浮现。黄亚生举例，20世纪80年代识字率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却发生逆转。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15岁以上人口中11%为文盲（1.14亿人），而2000年文盲率为6.7%。2000年10～14岁的青少年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黄亚生认为，官方入学率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