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后者的意义会减弱）。伍晓鹰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方数据高估了工业产出，80年代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他的论文是重建更为精确的中国工业数据的首次系统性尝试。
伍晓鹰还潜心研究了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通过这次普查，验证统计样本和使用数据的准确性。此次经济普查的一大发现是，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预想。并且，普查似乎还发现以前的数据明显忽视了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国家统计局以平均每年0.5个百分点的幅度上调了1994～2004年间的实际GDP。此1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具有很大的影响，意味着统计部门必须将2004年经济总量提高约17%，从13.7万亿元调高到16.1万亿元。这就好比发现印度尼西亚藏在新疆戈壁滩的沙漠里。
伍晓鹰对这一修正提出了疑问。国家统计局在1994～2004年间并未进行价格统计。但修正实际GDP的方法应该建立在具备新的、准确的价格数据的基础之上。伍晓鹰因而推断，国家统计局勾勒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GDP增长趋势，然后相应调整了物价平减指数（即每年价格的整体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对这10年的价格变化作某种假设。当然，统计部门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得出大致价格走势，但具体如何得出物价平减指数并不为外界所知。
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如上文所及，国家统计局上调了1994～2004年间历年的GDP数据，除1998年GDP增长率仍为7.8%未变。与罗斯基一样，伍晓鹰也认为，这一显示经济微弱放缓的数据与当时中国经济中实际发生的其他情况相比显得有些蹊跷，因此，他再次用自建的工业增长数据系统进行了测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伍晓鹰的数据关心的是产出的数量，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关注于产出的价值。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关注数量可以避免每年价格变动（价格趋势很难掌握）造成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夸大产出价值。由于检验产出的数量比价值要容易一些，伍晓鹰的方法有其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他不得不对价格作出估计。这是很困难的。经伍晓鹰估算，1978～2002年工业产出的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2%，低于官方的20.4%。他认为，1998年中国工业收缩（负增长）近7%，在此前的1996/1997年，基本没有增长。换而言之，伍晓鹰的数据支持了罗斯基的观点，即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显示的增长率。
伍晓鹰还与麦迪逊一道，重现了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GDP增长率。他们使用伍晓鹰测算的工业产出数据，以及来自其他渠道的农业和服务业数据，得到整体经济数据。经他们估算，1978～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9%，较9.6%的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为低。他们二人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并不大。他们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0.3%，1999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6%。“Measur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orld Economics，April2009.
官方数据的支持者
大多数有争议的问题总会至少形成两派观点。罗斯基和伍晓鹰的观点自然也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驳。一些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学者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不像罗斯基等人所宣称的那么剧烈。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ing Economic Indicatorsin Post tO China”，1997～1999年间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5%、10.7%和19.4%。由于税收主要由工业增值活动贡献，GDP也是一个增值概念，税收数据能够成为体现经济增长的良好指标。税收数据显示，自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走出一个V字型的快速恢复态势。这说明1998年的情况不像罗斯基说的那么悲观。拉迪还研究了进口数据，进口自1999年开始回升，拉迪据此驳斥了罗斯基宣称的中国经济在整个1998～2001年间持续低迷的观点，他认为1998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与官方数据相比存在一定距离，但绝对没有罗斯基说的那么大。
罗斯基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他对批评声予以认真的回应：官方税收数据或许不是一个可靠的体现增值活动的指标，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是因为创收能力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地方每年需要完成一定的税收指标。我们知道过去（有人猜测甚至包括现在），地方政府在预算之外保留着一部分收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部分收入被称为“预算外”收入。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国家预算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以规范地方收支核算。而1998/1999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地方政府通过将预算外收入转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