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服务业核算。20世纪80年代，核算原则转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这一原则对服务业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仍以多种方式存在。例如，仍然没有针对服务业活动的每月估算数据，零售额数据仅体现部分消费者的行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公款购买，因而不能称其为可信赖的私人消费指标。
5.中国地域辽阔，因而也非常多元，这种多元化的简单平均（很多官方数据通常是这样处理的）往往会掩盖很多内容。生活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意味着你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与四川乡下或东北的哈尔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某些时候统计数据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似乎并不符合你的实际体验。这也许是数据出了问题，也许说明你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点在2009年体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明显感到阵阵凉意，而天津却贴出了令人大为惊异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
所有这些问题也为全国上下统计部门的人士所充分了解，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进统计工作，这是很积极可喜的一面。例如，他们通过亲自进行大量调研，以验证各地上报数据的精确性。下面我们会一一提到统计部门在改进数据统计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是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几年前那场关于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经济数据真实性的国际大辩论。
1998/1999年GDP数据争议
十余年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香港、泰国、韩国和印尼经济剧烈收缩。这场危机的震中在亚洲，并波及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对发达国家造成影响。中国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和欧洲，均出现了经济减速，外国投资流入也减慢了速度。对中国而言尤其要紧的是，国内经济尚处于1994年为经济过热降温的宏观调控影响之中，面临很大挑战。与此同时，国企改革留下的摊子需要花大力气收拾。90年代中后期，数百万人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私人部门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内外因素夹击之下，1998～1999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到1999～2000年前后，世界贸易回暖，国企改革高潮已过，私营企业受到更多政策扶持。住房制度自1998年起发生重大改革，取消福利分配住房制度，商品房市场逐步建立起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提振，也为未来几十年消费加快增长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经济学家眼中，1998年显得非常神秘。从官方数据看，1998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7.8%。在部分学者眼中，与当时人们实际感受到的痛苦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奇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认为，1998/199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数据“完全与现实背离”。据他估算，这两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多只有2%，1998～2001年间的累计经济增长在0.4%～11.4%之间，而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的数据）为34.5%。“'s o Catistics？”，2001，and“Ced Catistics”，Cives，No.33，June2001为证明其观点，罗斯基列举了农村收入停滞、下岗工人骤增、存货积压、钢铁生产下滑等报道，指出家庭支出增速远远低于官方零售额增速，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追赶中央增长目标（8%）的压力之下上报了高出实际水平的经济数据。罗斯基的所有上述观点均为公开发表，并提交中国国家统计局。
为佐证其观点，罗斯基还比较了其他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们称其为“增长代理指标”。
罗斯基首先分析了能源产量。1998年发电量平均增速从上一年的4.5%降至仅增长2.5%（但1999年下半年又有所反弹，使1999年全年发电量平均增长达到6.8%）。罗斯基还考察了航空旅客数量，1998年航空旅客数量仅增长3.4%；而据他估算，如果当年实际经济增长真正接近8%的话，航空旅客增速应接近19%。罗斯基使用的另一个指标是进口。如果一国进口需求较大，该国货币币值稳定（当时人民币稳定），进口贸易壁垒没有发生改变（当时中国进口关税壁垒没有变化），则进口应该是体现国内需求增长的一个良好指标。我们可将进口分为加工贸易进口（用于组装后再出口的零部件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能够更好地追踪和体现国内经济活动状况。一般贸易进口1997年同比下降5%，1998年几乎为零增长，1999年又快速回升至31%。同样，进口指标也表明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不佳。
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后，争辩升温
不久前，香港理工大学的伍晓鹰（ ry Groicism about tatistics”，Revieh，June2002，他主要计算了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而官方数据记录的是产出的价值（因此随着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