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内，提高税收收入以完成年度指标。将预算外收入转移至预算内是虚增财政收入、平滑财政收入波动的巧妙手法。罗斯基断言，1998/1999年，这种做法可能更加频繁。
至于进口数据，罗斯基认为，在90年代末的缉私措施打击下，通过官方口岸进来的进口增多，这意味着进口数据也不是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可靠指标。
此外，发电量数据的统计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当时很多独立的发电企业并未纳入官方样本中，同时很多企业自行发电以弥补电网供电的不足。因此，发电量和电力消费数据失去了衡量整体经济走势的能力。
总之，罗斯基坚持己见，拉迪疑虑未消。
经济指标的局限性
香港科技大学的穆嘉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Fast，Clearand Accurate：put and Economic Groistics？”，2003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了中国统计体系，并写下很多令人惊异的发现。他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为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
他指出，国家统计局已采取让大型企业直接上网填报数据的方式来改进数据收集。另外，统计局还通过城调队和农调队对城乡家庭收支进行调查，并进行工业调查。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上报体系造成的地方政府虚报动机问题（地方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大队实行垂直管理，人员工资和晋升不受官方政府管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近年来全国官方GDP显著低于各省上报的数据。原因就在于除地方上报数据之外，国家统计局还用自身调研数据验证实际情况。这在若干年前还是不太可能的。
上述一番话之后，穆嘉接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研究了2004年经济普查后对历年经济增长数据的修正，“Catistics：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并尝试以国家统计局采用的运算方式重新计算这些年的GDP数据，结果发现了几点矛盾之处。他认为这是由数据修正引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经济增长放慢时，官方GDP数据有包含“水分”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与罗斯基类似，穆嘉同样指出了一些经济增长指标存在的问题。这一教训需要铭记。2008年底，一些分析家质疑第四季度6.8%的GDP增速，原因是该季度发电量降至零增长。他们认为，从发电量看，中国经济已陷入停滞。但实际上，近年来的发电量数据也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倾向问题。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是用电大户，如果这些行业生产停顿，发电量数据将迅速随之剧烈下跌。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停顿。
还有其他一些指标能够较好地反应经济运行状况，货运量是其中之一。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直接向铁路、港口和大型运输公司收集数据，同时自己也进行一些调研。一个明显的积极意义是，很多私营企业的货物运输应该也被纳入货运统计。尚显不足的方面是，与铁路运输相比，由于河运和公路运输的经营者多为私人，未被纳入官方统计，很可能存在低报。
他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很多经济指标本身。拿能源消耗量来说，穆嘉认为其调查覆盖范围极窄，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经济增长指标。其他研究也指出，小煤矿的关闭、小型发电厂的扩张以及企业自身发电量的增加，都没有进入统计体系，都对数据产生着影响。某公路运输公司开展的关于汽油消费的独立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汽油消费量的增长比官方货运数据揭示的快得多，意味着后者低于实际。穆嘉经过仔细比较数据还发现，90年代货运数据的变动与工业产出之间的确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80年代没有）。
我们创建的渣打中国货运指数，涵盖了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数据。在我们看来，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工业活动态势。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最早始于1999年，没有之前的历史数据。从货运指数可明显看出，2001年中国经济放缓，之后开始了新一轮增长周期。2003年初SARS疫情暴发使得这一轮增长受到短暂的干扰，货运量大约在一个季度内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收缩。但在2004年又表现出强有力的反弹。出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措施为经济降温。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运经济增长既快又稳。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工业经济的黄金岁月。但到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2008年底货运量增速再度跌入负增长区间。自2009年春节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呈现强劲的V字型复苏态势。
先回到对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些指标的话题上来，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指标只能告诉我们一部分故事。这些指标大多反映工业经济——目前还未发现能够很好地跟踪服务业状况的指标。而且，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发现，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大量服务业活动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体系。服务业成为非正规经济（不纳税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出于这一原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