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完整贯彻他的战略意图，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挑动，不被迷惑，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以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后盾。当然，完成三大任务的手段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包括在内，并非只用军事手段。
美国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冷战时的冲突和战争与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是有很大不同的。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前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第四类的争议很大，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归入犯罪，另一种则认为应归入冲突和战争。我的观点相对折中，只是把大规模的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列入战争。其实在传统冲突与战争中，规模太小的也往往不进入统计。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90％以上。从数量上看，这并非新现象，因为在冷战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就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引起战争的动因不同。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为民族平等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铺平了道路。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世界上极少有单一民族－国家，一国之内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十分普遍，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复杂的交织使得国内纷争容易溢出为国际冲突。
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尚未找到应对全球化的适合本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群体和组织可能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如正规战争那样巨大的破坏和伤亡，甚至更严重。
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它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毫无顾忌地针对平民，以便获得最大的震慑作用。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争夺水资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
于是产生了外来的干预。外来干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区组织内达成共识的干预，包括以武力解决足以影响地区稳定的争端、动荡和冲突，例如非盟对大湖区的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似乎仍有争议，欧洲国家也在反思。另一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时至今日美国仍未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其开战的合法性更令人怀疑。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一贯存在，但这次却具备了新的特点。它以反恐、反扩散为理由，绕过联合国决议，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抛弃北约，建立“志愿者联盟”，反映了“9·11”事件后的新战略。由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
在美国的战略中，军事力量始终是基本的力量，经过近年来新军事革命，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质和量上都独步天下。其战略目标除了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外，还要用一切手段，保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对霸主地位。但是，美国